摘譯自若瑟˙赫忍斯基所著《窮人就是教會》*，第7-15頁
追溯童年最遙遠的記憶，我仍記得醫院的長型大廳，還有母親在照顧我們的修女背後大叫，我當時患了佝僂病，為了矯正我那雙腿而住院。
那天我告訴媽媽，醫院的修女不肯將上個禮拜天她帶給我的包裹拿給我，媽媽知道後非常憤怒，因為她當時一定費了好多力氣，才為我買了這些糖果，當下，媽媽把我從那些護士修女們的手中拉走，二話不說就帶我回家。
這就是為什麼我至今仍是弓形腿的原因。年少時，我必須不斷忍受這個身體障礙所帶來的嘲笑和愚弄，也常因為輕微的跛腳而感到丟臉，特別是在青少年時期。
也因此，在我的記憶中，與他人的第一次接觸，就是不義與傷害，而這傷害肯定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印痕。很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經驗，讓我無法忍受今日在違建區、貧民窟和緊急收容中心裡，那些流著鼻涕的臉龐、那些用鐵器固定的雙腳，還有那些年紀輕輕就已傷痕累累的身軀。
我的母親在修女背後喊叫，這並不曾讓我驚訝，我早已習慣了這些吼叫。在家裡，爸爸不時破口大罵，他常常打我大哥。讓我母親感到痛心的是，大哥總是用頭來抵擋爸爸的拳腳。他也經常辱罵媽媽，我們一直生活在恐懼中。
很久以後，一直到我成年，一直到我分享了其他像他一樣的男人的生命，遇到其他處境與我相同的家庭時，我才理解到，我的父親是個受傷受辱的男人，他苦於一生不斷的失敗：他因無法供給妻兒安全與幸福而感到羞愧。
赤貧的惡就在這裡，一個男人在面對這樣的羞辱時，不會沒有反應。而貧窮的男人，今日一如昨日，總是以暴力的方式來回應。
當時，對於還是個小男孩的我來說，那種環境將我導入一種可怕的暴力循環中，暴力是回應每天遇到的各種障礙和困境的方法。而在我還沒意識到之前，一如我父親，它已成為我洗刷赤貧帶給我們的無數羞辱的方法。
即使過了這麼多年，至今仍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我的父母終日談錢，他們沒有錢，但卻不停地為了錢爭吵。當家裡有一點錢時，他們又為了花用的方式起爭執。
不久之後，當父親離開我們，孤單的母親竟日與我們談的還是錢。每當她談到那些我們有機會結交的人時，她總是說：「他們很有錢。」堂區的那些神父，在她眼中是有錢人，甚至連街角那個小雜貨店老闆，在她眼中也是有錢人。不是因為母親心懷嫉妒，而是因為當一個人處於饑餓與缺乏時，只能寄望那些有能力填補匱乏的人。這種情況一直沒變，在我們所處的大城市邊緣的灰色地帶，所有的利益、爭吵和交易，最後總會回歸到錢的問題上。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就已投入這個為糊口而奮鬥的戰場。當時我才四歲，就得帶著家裡那頭山羊去低地吃草。那頭羊養活我們：我剛出生的妹妹和我們其他幾個小孩。在帶羊去吃草的路上，我總會經過善牧（Le Bon-Pasteur）修女會會院的大門前，有一位修女偶爾會和我說幾句話。有一天，她問我願不願意擔任每天晨間彌撒的輔祭。那天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受僱，對我而言，那真是一個僱傭關係，因為每天彌撒結束，我都可以得到一大碗咖啡牛奶、麵包和果醬，在節慶的時候，還會附加奶油。另外，修女每個星期還會給我兩法郎的報酬，就是這兩法郎讓我下了決心。
就這樣，在五歲之前，我已經開始負擔家計。有將近十一年的時間，媽媽每天早上得叫醒我，好讓我趕赴七點的晨間彌撒。至少需要十分鐘，我才能跑到修院牆垣後面的小教堂。冬天總是很冷，漆黑的清晨也讓我感到害怕，但不論刮風下雨，為了讓媽媽每天都能收到四十分錢，即使睡眼惺忪地蜷縮著身體，有時甚至憤怒地咆哮，我都得沿著聖雅各路（rue Saint-Jacques），然後經過牧場附近那條偏僻又可怕的波爾特路（rue Brault），去到修女們的修院擔任彌撒輔祭。我想，不能說我從未缺席過，但我整個童年的回憶幾乎都圍繞著這件事。
我們的飢餓一定令媽媽痛澈心扉，所以她才忍心將小小年紀的我，日復一日地推送到這條路上。我也一定感受到她的慌亂與不安，才會接受這項差事，而沒有變得乖戾，也沒有詛咒上天。
不久之後，我連中午也得往返走這條相同的路。因為我們當時是社區裡最貧窮的人家，所以每天中午一放學，我就會趕快再跑到修院，用飯盒或罐頭盛裝修女們吃的飯菜。乾豌豆、小扁豆、馬鈴薯，有時候會有幾塊肉，這就是善牧修女們給我的食物，還有那塊超大的麵包，那是我們一家人最主要的食物。
就這樣，為了讓家人免於飢餓，我青少年時期的每一天都被善牧修女們的生活、祈禱和食物所牽引著。
今天，當我觀察那些在垃圾堆裡撿破爛，或是跟在父親推車後面，正要上路去清理別人家地窖或閣樓的小孩時，我常常會想起自己的童年。他們穿越大街小巷，收集破銅爛鐵，而我則是去當輔祭，在修院門口等待食物。今日一如昨日，貧窮的孩子沒有童年，他們在雙腳剛會站立時，就必須開始分擔責任。
當然，就像今天所有的貧窮孩子一樣，我一定也曾玩耍嘻笑。我一定也有自己的秘密基地，有自己的冒險路線，還會和玩伴們一起想像在昂熱這個舊社區裡的一些迷宮走法。但是除此之外，還有這條我每天不得不走的修院之路，這條我童年的自卑之路，它完全抹去我記憶中那些值得欣慰的回憶。
自卑之路不只這一條，不過都和每天糾纏不清的食物有關。我眼前浮現自己還是小男孩時的身影，我將那瓶胡桃油帶回去給雜貨店的老闆，之前我花了五十分錢請他裝滿。如果油沒有滿到瓶口，媽媽就會要我回去老闆那裡，要求再多添幾滴。這就是窮人為了填飽肚子所做的奮鬥，一場永無止盡且充滿羞辱的奮鬥。
不久之後，我還必須把太硬的馬肉拿回去給肉店老闆，因為我七歲時又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幫肉舖老闆娘瑪莉‧露意絲（Marie-Louise）跑腿購物，而她則每天給我價值兩法郎的馬肉做為酬勞。媽媽要求這塊肉必須新鮮、柔嫩，所以當我帶回家的肉太老太硬時，她會毫不遲疑地要我回肉舖去替家裡爭取品質最好的馬肉。
為了洗刷自卑感，我們是強悍的，為了釋放負擔家計的繁重勞役，我總是不自覺地以拳腳來表達。還記得六歲時，我就曾在矮樹叢裡以拳腳壓倒過一個小對手。 當媽媽到幼稚園去找修女，問她我可不可以上小學時，修女回答道：「當然，帶他去上小學吧！這裡沒有一個小朋友沒被他打過的。」
就這樣，打從幼兒時期開始，金錢的匱乏、自卑與暴力早已連結在一起。
我不記得曾在放學回家時看過母親的笑臉。她被父親遺棄在法國，含辛茹苦，獨自負起扶養四個孩子的重擔。父親卻一直杳無音信，尤其是他該寄回家的錢遲遲沒有下落，家裡卻有瓦斯費要付、冬天的煤炭要買、廚房的鍋子該換...
家裡一年到頭都很冷，我們住的是以前的打鐵鋪，到處都是穿堂風。風從門縫下方、從牆板的空隙鑽進來，其中的一面牆板是由包裝紙糊在木箱上做成的，當牆紙破裂時，風就猛烈地抽打在我們身上。
家裡之所以冷，也因為我們住的公寓樓上每一戶人家的煙囪通風管都相通，這個通風管經常堵塞，每次我們家生火時，樓上那個裁縫師的女兒德蕾莎（Thérèse），就會怒氣沖沖地下來罵我媽媽，因為他們家會因此而煙霧瀰漫。為了不招惹是非，媽媽只好把火爐裡那些我們從瓦斯工廠的廢料堆裡找到的煤炭拿出來。那些我們辛辛苦苦撿來的煤炭，不但沒有幫我們抵擋屋裡的寒氣，反而讓我們感到更加寒冷。
如何解釋我母親這種消極的態度呢？今天，我在各地遇到的許多貧窮母親身上，也發現同樣的態度。她擔心與鄰居交惡，這憂慮可能來自於疲憊，但更可能是因為恐懼。母親自知身為移民需更加小心，她一直害怕別人會將她遣返回她的祖國西班牙，怕警察會以莫須有的理由將我們抓走，一如那些緊急收容營區裡的母親們，總是害怕有人會來傷害他們。
那個裁縫師的女兒德蕾莎，常因生火的事來找母親的麻煩，有一天，我忍不住拿起火鉗對著她揮舞吼叫，那時我還很小。我已經忘記當時在憤怒中對她說了什麼，但從那次之後，我們家那可憐的爐火得以在殘破的爐灶上繼續燃燒，為了修補爐灶，我們得不斷地到附近的牧場去撿拾黏土。
我母親經常向旁人抱怨一切讓她苦惱的事，抱怨我給她增添的煩惱，抱怨我落後的成績，還有我尿床的事。這又是我背負的另一項恥辱，因為整個社區的人都知道這些事。窮人不會遮掩他們的傷口，他們沒有多餘的力氣去掩飾那些令他們精疲力竭的困境。
然而，我能夠順利取得小學文憑，全都得歸功於我的母親。在學校，我們是少數幾位沒有支付學費的學生，而我們一直都是班上成績最差的孩子。也因此，在畢業考時，校長不願冒險讓我參加畢業考。他之前也沒替我大哥參加，那時母親並沒有任何怨言。然而輪到我時，她已不再那麼甘心屈服，她知道我不笨，她知道我身上背負太多責任、太多痛苦，也遭受太多不公正的對待。慈善救濟一直是以施捨的態度送到我們身上，它從不被視為我們應有的權利。也因此，不公正成了我們的家常便飯，母親不願意在我身上多加一樁。是她去幫我報名並帶我去參加畢業考。
直到今天，我才體會到母親為了保護她的孩子們，所需要的勇氣及所隱藏的憤慨。當堂區善會的志工阿姨計劃將我送到歐特耶（Auteuil）的孤兒院去時，母親再一次頑強地保護我，她緊靠著牆，將我藏在她身後，不讓我被帶走。這計畫表面上看起來是很合情理的，但對於出身貧窮的兒童及他們的母親而言，讓自己的小孩脫離家庭被別人撫養是多麼大的羞辱。
我清楚地見識到母親這次爆發的尊嚴，她拒絕了志工阿姨的好意，她寧願和堂區善會的各種善舉斷絕關係。
事實上，我們早已脫離了其他人的生活圈，我們太窮了，當時是被社區棄置在外的一群，與他人的連結是因為救濟，而不是友誼。
我們不是社區裡唯一的窮人，我還記得那個經常醉倒的母親和她的私生子。傍晚回到家時，他經常發現自己的母親醉倒在廚房，他會把她拖到床上，幫她蓋好被子。有時他會到我們家來，母親會讓他與我們同坐，和我們一起分享麵包和熱湯。
還有那個被稱為巫婆的老太太，她不肯讓社區的狗狗在她的窗前停留。我們這些孩子卻總是把她家的牆面當成撒尿處，她常為此痛罵我們。其實我們很喜歡她，所以才會故意逗她，我們就不會故意去惹屠夫黑帝（Rétif），或是木匠西斯（Cesbron）；他們是社區的大人物，不屬於我們這個世界。
有一天，人們發現巫婆餓死在她的破屋中，長達十五天的時間，都沒人擔心她發生了什麼事。那天傍晚，母親哭了，因為這事也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她說：「誰會在乎我們呢？有一天我死了也不會有人知道。」
我是否從母親那裡學會奮鬥？不是為了報復自己所受的屈辱，而是為了讓一群被排斥的子民獲得自由。
有一天，一個名叫西賽的男孩，是學校裡身材最壯碩的學生之一，他在狂怒中痛打一個比他弱小的小朋友，他把他逼到廁所的牆角，對他拳打腳踢。當時我內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見狀立即撲向前，換成我對他拳打腳踢，我甚至猛抓他的臉，直到老師趕過來，用力把我從他身上扳開。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那個虛弱的小朋友和我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要為他打架？然而，深植在我記憶中的卻不是我所受的懲罰，而是他。當時我被學校退學，但打架之後發生什麼事，我幾乎都記不得了。留在我腦海中的，是這個弱小的男孩，被一個比他強壯好幾倍的西賽所欺負。對我而言，這是個轉捩點，是一場奮鬥的開始，在這場奮鬥中，我可能會失敗，但固執如我，終我一生都會繼續這場奮鬥。
然而，要成為被排斥者的鬥士並不簡單，因為我們之所以要成為鬥士，不是為了分散四處的個案，不是為了這邊一個酗酒的母親，那邊一個被視為巫婆的老太太，或是一個弱小的孩子。和他們相遇時，我必須意識到他們是一個族群，必須體認到我自己屬於這群子民，必須在成年後，在我們城市周圍垃圾場旁的社區裡，在那些男孩之中認出自己，從那些沒有工作的年輕人憤怒的哭泣中認出自己。他們繼續生活在我童年的赤貧中，他們告訴我，一群衣衫襤褸的子民持續存在著。
我們有能力終結這個持續存在的赤貧，如果我們願意伸出援手，明天，赤貧將不再存在。如果我們願意幫助這些年輕人，讓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是零星散落各處的個體，而是一群子民；如果我們願意幫助他們，將他們的暴力轉換為目標清楚的奮鬥，協助他們以愛、希望和知識為後盾，如此才能終結無知、飢餓、施捨，以及被社會排斥所帶給他們的羞辱與痛苦。
這將不僅僅是政府的事，也是那些願意與被排斥者並肩同行的人的事，他們願意將自己的生活與赤貧者連結在一起，有時甚至願意放下一切，只為分擔赤貧者的命運。
譯者：林怡玲、楊淑秀
*《窮人就是教會》(Les pauvres sont l’Eglise)，Le Centurion出版社，1983，巴黎。此書亦有英文版The Poor are the Church, Twenty-third publications,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