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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 2 月 12 日，我出生於昂熱…
我出生於昂熱(Angers)。父親是波蘭人，在工業部門工作。他曾被派往西班牙的馬德里，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之後，還是因為工作的緣故，他來到法國。戰爭正式爆發時，他們兩人都在巴黎。
就在戰爭爆發之際，我父親被逮捕了——而我母親自然也跟著他一起。由於我父親的身分是「波蘭—德國籍」，被視為德國人，因此被關進監獄、遭到拘留。你要說是被「集中拘禁」也可以，總之，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們的兒子路易，一起被關押。
拘禁永遠都是殘酷的。就在那段期間，一個孩子出生了——我的姐姐——因為無法餵養，她被活活餓死了。這個因飢餓而死去的孩子，對我母親造成了極深的創傷。我想，姊姊當時大概一歲左右吧。這一切之所以特別殘酷，是因為他們先是從監獄被轉送到索米爾（Saumur）[1]，那時候，當地居民跑來辱罵他們，隔著鐵柵欄向裡面丟石頭。後來，他們又被關進昂熱的大修道院，當時那裏被徵用作為拘留場所。而這一切，我的父親始終都是和我母親一起承受的，他們兩人都被監禁。
我父親僅因為是「波蘭—德國人」，就被視為法國的敵人。這件事對他造成了極大的打擊，他一輩子都沒能從中走出來。
我於 1917 年出生在昂熱的醫院。父親出獄後，他們住進了聖雅各街。父親試著靠一些零工勉強維生。我波蘭的祖父是鐘錶匠，會修理手錶，所以我父親也開始做起修錶的工作。有一天，有人把一只金錶交給他修理。但，接著有兩名美國人來到他工作的那個窄小的隔間，把那只錶偷走了。於是，在那個街區裡，你可以想像，流言四起。我父親傾盡所有、四處借錢，才把那只錶賠償回去；但在街坊中，我們一家就因為這樣被留下了「幾乎是小偷」的污名。
這件事對我父親打擊極深。於是他相信，自己已經無法再留在法國了。他感到被羞辱，於是想要離開，回到波蘭。我母親卻猶豫不決。她是一個經歷過貧窮與赤貧的女性，因此，她不是那種願意冒險的人，尤其是考慮到她的孩子們。她沒有立刻答應跟他走。後來，有一天，她失去了我父親的消息。歸根究柢，他們的分離並不是因為家庭內部的原因，而是生命中的事件把他們推向了分離……
我父親先是回到了法德邊界的薩爾地區(Sarre)[2]。那段時間，我們還曾收到他的消息，他一直請我母親去與他會合，希望我們全家都到那裡去。但母親不願意在沒有任何保障、沒有後路的情況下，帶著我們踏上一場冒險——你明白嗎？
所以她一再猶豫、拿不定主意。直到有一天，我們再也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後來——因為我們試著尋找他的下落——才得知他已經回到了波蘭，並在但澤（Dantzig）[3]遭到轟炸時失蹤。我們只知道這些，他曾經回到了但澤。
於是，我們和母親一起生活。她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能夠讓周遭的人尊重她——不是因為她抱怨，而是因為她能夠把孩子帶好。她懂得掌握自己的智慧。也正因如此，我一生都在努力爭取：讓我們所遇見的孩子與年輕人，能夠學會掌握自己的智慧。貧困者之所以陷入絕境，是因為在那些無解的情況下，他們找不到應對之道；也正因如此，他們無法擺脫困境。他們缺乏的是『思想的條理』，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他們缺乏這種把思緒和反省組織起來的能力。他們既無法掌握事件的來龍去脈，也無法把握機遇。此外，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保持沉默，什麼時候該退後一步，也不知道何時該挺身而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正因如此，當我來到諾瓦集（Noisy-le-Grand）貧困區時，我更關心的是建立一所幼兒園和一間能夠配合學校教育的圖書館，而不是發放物資。我最在乎的是『知識的分享』。
我看到那些極具天賦、聰穎過人的孩子，但他們在學校卻一事無成。他們在學校感到格格不入，彷彿置身於另一個世界。我看著他們長大，心裡想：換做在任何其他地方，這些孩子今天可能已經成為老師、醫生，甚至是神父。
然而，正因為他們無法掌握自己的經歷，無法掌握自己的思維，而徹底毀掉了自己的人生……這是一種極端的不正義。
[1] 索米爾（Saumur）：位於法國西部盧瓦爾河谷的城市。二戰初期，部分拘留外國人或被視為敵國的人士被送往當地集中拘禁。
[2] 薩爾地區（Sarre）：位於法德邊界的工業區，20 世紀初政治歸屬多次變動，許多外籍勞工在此流動、工作，生活極不穩定。
[3] 但澤（Dantzig，今波蘭格但斯克 Gdańsk）：位於波羅的海沿岸的港口城市，一戰後成為國際聯盟監管的自由市，1939 年遭納粹德國攻擊，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引爆點之一。
最貧窮的人，可以是催化真民主的酵母
最貧窮者的生存處境，是對我們所宣稱的民主原則的公然羞辱。沒有任何民主不是首先建立在尊重少數之上。多數群體有責任去捍衛並支持少數群體，讓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否則，民主只會淪為強者篡奪權力的工具。我們必須承擔起責任，使我們的民主制度為少數群體提供一切必要的條件，讓他們與多數群體以相同的名義與地位，成為真正的行動者。
然而，聲稱是建立在機會平等基礎上的民主制度，實則存在著深刻的不平等。近兩百年來，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強行霸佔了經濟、政治、社會和宗教權力。無論政治體制如何變遷，同樣的這群人始終不遺餘力地維護著他們數世紀以來所積累的特權。(…)
揭示我們社會深層現實的，主要是最貧困的人：他們被剝奪了一切，我們否定他們各種表達的權利，剝奪他們所期望的那種尊嚴過活的任何機會。他們被迫遵守其他人、行政體系、慈善事業或社會機構所建立的遊戲規則。他們被當作客體，而非能夠表達自身觀點的主體。為了生存，他們被迫去配合、去說謊、去耍猴戲。
然而，當我們接近這些家庭時，總會對其中蘊藏的人性價值感到驚嘆。因為沒有任何人會任人踐踏、同化，身而為人總會抵抗。
就像我在法國東部汝拉地區遇見的那位男人。因為發生了一些嚴重事件，他失去了工作，所以，他在那個地區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因為這個社會不知道如何支持其成員，不知道如何讓他們能夠生活下去，導致這個家庭陷入困境，除了依靠偷竊和乞討外，無法撫養四個孩子。而這個社會，就是我們。
然而，這個男人是個勞動者。我認識他十二年了。他找到工作，又失去工作，然後還是繼續努力尋找新的工作。前幾天，當我去拜訪他，他正倚在廚房的餐桌上。他挺直了身子，充滿尊嚴地接待了我，向我訴說他的挫折、他的抱負，以及他對工作的強烈渴望。
這就是底層無產階級：一代又一代，被逼迫到只能從事零星雜工的勞動者群體。因為他們的處境被視為低人一等，所以這個社會只給予他們次等的教育。而這個群體的後代，到了35歲，仍然沒有一技之長；隔著那張餐桌，他用整個存在向我吶喊：幫我找份工作吧！
時間緊迫…… (Le temps presse…)
時間緊迫，
是明白的時候了，
如果節慶不能包含所有人，
就不算真正的節慶。
是切願的時候了，希望節慶能將所有人齊聚一堂。
切願聖誕夜，電力終於得以恢復，
可以不用蠟燭來照明。
切願不必再度承受被驅逐的威脅，
因為終於有辦法支付拖欠的房租。
是擺脫恐懼的時候了，
不再重演月底就要挨餓的恐懼。
切願家家戶戶都有取暖的火爐，不再像從前那樣受凍。
是否在這個時刻，不再有人面臨失業卻得不到救助？
是否在這個時刻，免費的衣物不再是孩子們唯一的衣著？
窮人不再因為在市場收攤時去跟肉商乞討內臟而感到羞愧，
只為了替馬鈴薯添一點肉味？
時間緊迫……
時候到了嗎？窮苦人家再也不必活得戰戰兢兢，
節慶終於能真正屬於每個人。
赤貧的孩子是愛的冠軍
芭翠雅的故事：裹屍布的家、與警察的追逐
談到孩子，我們永遠都會被他們驚艷。記憶中浮現芭翠雅：她的父親是殯葬員，家裡的情況糟透了，因為所有東西都蓋著裹屍布！桌巾是裹屍布，毛巾也是裹屍布。母親已經離家，家裡除了芭翠雅，還有六個孩子。晚上，她會睡在父親的床上，而且用別針把自己和父親別在一起，她想，這樣警察就不會把她和兄弟姊妹帶走。在與警方的這場拉鋸中，她和兄弟姊妹會一起躲起來——其實我也幫了忙——躲在諾瓦集貧困區的幼兒園屋頂和天花板之間。有時她會在那裡過上幾個夜晚，只為了不被帶走。後來，當這一切過去後，母親回來了，那簡直像太陽出現一樣。再過了很久，有一天我在人生中再遇見芭翠雅時，她對我說：「我小時候其實很幸福，我真的好快樂，因為所有痛苦都是爸爸承受的。」
孩子的能力：把一切變成小幸福
我想，孩子就是這樣。孩子能從一切事物中創造出小小的幸福，而這也成為大人的喜悅。因為當我們看見孩子的那些小幸福時，我們不只會想給他們更大的幸福，也會相信，他們的人生沒有被仇恨烙印。我一直注意到——這實在太不可思議——在極端貧困中長大的孩子，長大後竟然沒有怨恨。
為何貧困的孩子沒有恨：因為他們看見父母的努力
也許是因為那些重擔太沉重？也可能是因為父母付出太多努力，而孩子們也能明白彼此的努力。也許正因如此，貧困中的孩子才會那麼深地依附著父母。人們常常驚訝地說：「怎麼他們還待在那裡？怎麼不離開？」我們以為那是過度依附，但其實不是。那是因為他們清楚知道父母為了自己承受過多少的打擊。他們不只是盾牌——遠遠超過盾牌——他們是包覆著孩子之心的另一顆心。這真的非常不可思議。
二月的寒夜：為媽媽賣掉彈珠的孩子們
談孩子，就是談那些小傢伙：那是一個二月的寒夜，天氣冰冷刺骨。他們去賣掉自己的彈珠，因為那天是媽媽的生日。家裡已經好幾天沒有麵包，什麼吃的也沒有。他們來找我，但我也什麼都沒有。我到處乞求了一些乾硬的麵包，就給了他們。但那天，他們說：「今天是媽媽的生日，我們要給媽媽什麼呢？」於是，他們賣掉自己的彈珠，晚上帶了一條麵包回家給媽媽。
諾諾與巧克力：總是先想到分享
孩子就是這樣，貧困的孩子身上從沒有一點小氣。我還記得諾諾，那天滿地泥濘，剛下過雨，到處是積水。一位衣著講究的女士來了，給他一塊巧克力，而 諾諾的第一個動作，是走向他的小妹妹，把巧克力分給她。
赤貧的孩子，其實是愛的冠軍
這就是赤貧中的孩子。我小時候也是那樣：我會想辦法、會想方設法生存——會偷、會搶、會做任何能讓家裡不要太餓的事。貧困的孩子也一樣——他們是冠軍，是愛的冠軍。可惜的是，我們常常看不見。
並非所有的痛苦都會導致悲慘 (Toute souffrance n’est pas misère)
Toute souffrance n’est pas misère.
（……）並非所有的痛苦都會導致悲慘，遠非如此！痛苦是人類生存狀態的一部分，它能塑造人，使人成長，並確保人在心理、身體、靈性與社會方面保持平衡。痛苦能防止人類驕傲自大、蔑視弱者，它能抵抗身體與道德的麻木，防止我們與他人隔絕，避免我們忘記天主。它動員並激發一個人自我超越的各種力量。
這絕不是說，我們應該白白承受，甚至自討苦吃。我親眼見過不少生活富足的男女陷入不幸與哀傷，因此我深信：一切的苦難都應該被立即分擔、同時也應該拒絕把痛苦當成是命定的。這點對富人與窮人同樣適用。尤其有些痛苦會使富人陷入孤獨，從而使他們更接近那些赤貧者。窮人可能因為匱乏的狀態而激起他人的同情——前提是赤貧還沒有使他們失去「可被理解的人性面貌」。富有的人則可能在孤獨中受苦，因為他們的不幸不會外顯。更何況，正如一位參議員朋友所說：「當別人知道我們正在受苦，他們反而會敬而遠之。我們的世界已經不知道怎麼跟遭遇不幸的人說話了，大家都沒有學會。」
然而，有一件事依然真確：即使在孤獨而深沉的痛苦中，非貧困者還是有辦法可以把逆境轉化為強化心志的機會——只要他們願意承認自己確實擁有這些資源。如果痛苦能開啟他們的心，讓他們有慈悲之心，他們就有能力去服務那些受苦比自己更深的人。我不認為耶穌譴責過這種痛苦——因為它能轉化為走向他人的道路。
對耶穌來說，真正無法忍受且絕對違背天父旨意的，不正是那種以不公義的方式，強加在窮人身上的苦楚？而且這些痛苦還被蔑視、被嘲弄，以至於受害者無法借重這些苦難來展現自己的尊嚴與對他人的愛。祂所不能容忍的，正是那些沒有出路的痛苦：它們被強加在最貧困的家庭身上，剝奪了他們將痛苦轉化為抵抗、靈魂的力量、以及接近他人和上主的途徑。
我想到那些最弱勢，最缺乏技能的工人，他們離開學校時仍然沒有學會讀寫，而社會卻迫使他們為此感到羞愧，而不是讓這件事成為爭取正義的理由。一個社會若不能為所有成員提供管道，使他們得以超越自己的痛苦、掌握痛苦，不論是減輕其影響，或從中找到使自己成長的理由，便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一個社會若讓人承受無事可做的絕望與羞恥，讓人覺得自己毫無用處，並且被當作無用之人對待，便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真正無法忍受的是，有些人甚至會貶低這些人和他們的孩子，正如某位部會的官員說過的那樣：「他們就是這種德行，不肯努力，其實只要他們肯下點功夫，就可以學會了……」這種持續不斷的貶抑，使我們無法體會他們那種深深拒絕被羞辱的心志，而且我們也沒有幫助他們去強化這種心志。這就是第四世界家庭承受的孤獨與壓迫性的焦慮。他們的焦慮，不只是因為不知道該給孩子吃什麼，更是因為被周遭人指責、蔑視，說他們不會餵養、不懂得教育孩子。
一個癱瘓臥床的老人，並不因此就失去人性尊嚴。只要獲得基本的照護，他仍然可以歡迎他人，擁有朋友，甚至可以為身邊的人帶來幸福與力量。即使承受病苦，他不是窮人；至少，他還擁有避免陷入那種境況的條件。而深陷赤貧的人，不只是處境更糟，而是處於一種完全相反於人性尊嚴的情況。
人類的痛苦是無可避免的，並且可能是有益的。赤貧則完全不是如此，它既非無法避免，也無益於人心，它永遠是一種濫用與不義。這不正是耶穌要教導我們的嗎？那些在我們身邊的赤貧者，每天都在教導我們這一點。一個人之所以陷入赤貧，是因為其他的同胞任憑他被剝奪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導致他無法感受並展現出自己生而為人的尊嚴，因此，也無法感受到自己是天主的孩子。耶穌透過自己的生命與苦難，承擔了這種痛苦——只有破壞而沒有建設的痛苦，並將之化為救恩的基石。
認識是為了愛，愛使我們渴望深入認識他者
親愛的朋友們：
你們注視貧民窟的家庭，努力理解他們，猜測他們對你們友善舉動的反應，體會他們對生活的看法，認識他們的生活方式。但你們經常感到困惑。
我們也努力幫助你們更靠近這份認識。在國際層面，我們舉辦了三場座談會，邀請來自十個國家的專家。我們的小小通訊正力求深入靈魂、思想與心靈，超越表面現象與片段經歷。我們也在博覽會設攤，喚醒公眾良知，讓更多人認識生活在貧民窟中的家庭。
許多人不理解我們為何如此重視「傳遞訊息」、「促進理解」與「細膩說明」。他們會對我們大聲警告：「你們太冒險了，小心陷入學究式的貧困思考，變成不結果實的知識主義！」我們感謝這提醒，幫助我們不偏離人與人之間真實的接觸，那份由臨在、傾聽、共融與細膩介入構成的連結。
但我們也反問自己：若不懂貧民窟的生活方式，又怎能真正與他們同在？若不理解他們語言背後的意涵，又怎能聽懂他們的心聲？若不清楚他們的真正需求，又如何提供適切幫助？我們是否會無意中默許並認同一種非人的命運？
這兩種態度互補，彼此不該排斥或貶低。
為了愛而認識，為了認識而愛——這是所有手足情誼的根基。
1956年7月14日，我重新進入悲慘中
Commentaire du film « Rue des fleurs », film muet de 1962, enregistré par le père Joseph Wresinski en 1984.
我是神父，是我的主教將我派遣到巴黎近郊的諾瓦集貧困區，1956年7月14日，我第一次去到那個地方。
在那裏，我遇到的家庭讓我回憶起我母親的赤貧，那些從一開始就纏著我不放的孩子，是我四十年前在昂熱聖雅各路的兄妹和我自己。
從那時候開始，我為赤貧者的解放和自由所做的一切，都是來自這些家庭就的啟示。他們扣住我的心弦，終日縈繞著我，是他們催促推動我和他們一起建立這個運動。這些家庭在替自己取名第四世界時，也給自己一個身分。
1956年7月14日，我重新進入悲慘中。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向自己承諾，要向我們的社會揭示這些家庭的生命，也要為他們爭取到合宜的住宅，成人有工作，年輕人學得到一技之長，兒童可以進到真正學得到東西的學校。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決定了我必須走的道路，為了讓這些家庭在這個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也為了使他們的聲音被聽見，並且得到敬重。為此，我必須帶他們走上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國際兒童基金會，國際勞工組織，歐洲議會以及梵蒂岡。
多虧這些家庭，和那些加入我們的男女志願者，我得以貫徹到底，實現當初的承諾。
這些持久志願者，他們原本是勞工、教師、工程師，他們能夠獻上的，就只有他們對赤貧的拒絕，還有他們的職業與心意。他們赤手空拳來到這裡，沒有錢，沒有權力，沒有威望。他們的決心和勇氣成就了持久志願者聯盟。
為了回應我們從四面八方收到的各種絕望的呼求，這些持久志願者去到了世界各地苦難者的身旁，他們成為貧窮悲慘子民爭取尊嚴和解放的先鋒。
最貧困的人，未來世界的共同負責人
我想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背井離鄉的家庭，赤貧迫使他們走上鄉間小徑、高速公路的匝道和柏油路面。此後，他們在城市的郊區紮營，卻無法長居久安。他們無法行使自己的責任，無法透過工作來維持生計，也無法透過傳統的住房和教育來保護子女，也因此失去保留習俗的權利。這些家庭無法再創造社會生活和部落生活，他們不僅是窮人，他們是處於極端貧窮的赤貧者，這讓他們置身於任何發展計畫之外。當都市化到達他們搭蓋違建聚落的郊區時，他們就必須離開。由於既無法承擔責任也無法享受權利，他們被弱化到無法利用都市發展所提供的資源，也無法參與改變，更無法從改變的進程中獲得任何新的利益。
我想到工業化國家中長期失業的男女老少，他們沒有一技之長，既沒有充足的體力也沒有人脈或資源，只能靠救濟度日。他們的居住環境惡劣，無法讓子女就學。沒有任何一項針對未來就業市場的職業訓練計畫能夠真正使他們受益。在這些工業化國家，最貧窮的人無法履行為人父母的責任，也無法行使身為工人或公民的權利。在資訊傳播社會中，除了被當成受助者，他們也沒有其他任何位子。
我想到拉丁美洲某些生活在城市街頭的兒童和年輕人，由於處境極端貧困，他們無法參與任何形式的家庭生活，不論是傳統的或改變中的家庭。他們得不到通常由家庭、社區或所屬社會團體所提供的文化教育和未來責任的教導。這就是世界各地的個人、家庭和社會團體所面臨的絕對貧窮的情況，他們無法為自己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生活及變革承擔任何責任。那些無法做出貢獻的人也無法受益，從長遠來看，他們也無法獲得任何新的權利，其他人所參與的社會經濟進步並沒有打破讓他們受困的惡性循環。
這就是人權所面臨的挑戰，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這些家庭、這個族群才能為自己和家園負責，並為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未來分擔應有的責任？
他們可以和我們共同承擔，如果我們下定決心想要取得進展，如果我們將彼此的心、手和智慧凝聚起來，團結一致為迄今為止最被遺棄的兒童和家庭服務，我們就能超越任何可能分化彼此的東西。
他們可以和我們共同承擔，如果我們將他們視為時代的公民和家庭，意識到他們擁有20世紀末的經歷，意識到絕對必須邀請他們與我們交流這些經驗。
如果我們肯定並認識到他們是思想的承載者，他們對當今社會和當代人有著獨到的見解，他們就做得到。
如果我們認真對待他們的願望，他們為自己的下一代以及所有即將進入21世紀的下一代創建未來的願望，他們就做得到。
這麼一來，在這種條件下，他們會教導我們一個不可或缺的知識，就是關於人權的普世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知識。
人們會說：不能繼續這樣下去！
「笑一笑！」
媽媽低聲說。
當她因別人給她的壓力與擾亂而苦惱焦慮時，
我的笑容是她的堡壘，
是她從屈辱中重新振作的力量。
「笑一笑！」
因為孩子們的笑顏遮蓋世上所有的痛苦與不安。
在印度，人們說：
「孩子是世界的微笑。」這是真的！
當父母無力再去乞討哀求時，
孩子讓我們得以再次走向他人。
他們的微笑抵擋一切的指責與疑問，
這就是他們的力量，
孩子們的力量，使別人接納他們的家庭。
他們玩、
他們跑、
他們在破落的社區長大，
在工廠與高速公路的狹縫間，在陰暗、吵雜的環境中長大，
他們大聲叫嚷，
他們搞亂班上的秩序。
在教堂或廟宇中，
他們無法保持安靜…
然而，當他們感覺到你愛他們時，
他們會對你報以微笑！
有時，我不得不想：
如果這個世界繼續這樣下去，
孩子們將沒有力氣微笑。
那麼，
誰來隱藏失業父親的自卑？
誰來讓母親忘記生活的困頓？
誰來提醒我們的世界：
溫情遠比效率與營利珍貴？
我想到一些組織，
因為一波又一波的危機，
越來越感到束手無策；
我也想到所有那些因為景氣不佳
而避開窮人的朋友們。
如果有一天，赤貧的悲痛大到找不到出路，
我們因此無法確保孩子的笑顏，
我們將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裡？
那麼，
明天，我們如何尋找隱藏在孩子身後的希望？
我們如何讀懂孩子對我們的微笑？
明天，我們怎麼還有力量逐顏歡笑？
孩子們還可以用什麼方法，把喜樂送到我們心上？
提醒我們正義之所在？
召喚我們為拒絕赤貧而奉獻心力？
明天，孩子們如何能向我們肯定「愛，就是未來」？
一個孩子曾說：
「如果人們知道我們忍受的是什麼，
他們會說：不可以！
事情不能繼續這樣下去！」
一切愛的舉動 建立了窮人的希望
孩子們圍繞著喬雅，
緊緊靠著她，
就像小小的紫羅蘭將自己埋藏在地衣底下。
十二個小孩，
雅各說：「我冷。」克洛汀接著說：「這裡真難看！」
難看的是正被拆毀的違建區，
一間接著一間，被怪手推捯。
在內心深處，這些孩子厭惡這個社區，
這裡讓他們受凍，這裡總是髒亂不堪，
連那些種在灰牆邊的花
看起來也奇醜無比。
而且今天情況更糟，
每間被摧毀的木板屋都留下一個大洞，
這些木板屋就留在那裡，兀自豎立著，
一堆堆的瓦礫，腐爛的木板，帆布，到處散置著…
在這樣的天地裡，孩子們感到害怕。
孩子們會討厭他們的社區並不令人感到驚訝，
幸好還有爸爸媽媽和兄弟姐妹，
可是他們並不總是愛著他們…
幸好，動物們，小狗小貓們不會這樣，
不管怎麼被拉、被甩；
而且，幸好有喬雅。
因為在這個異於尋常的天地裡，
在這堆混亂中，
喬雅繼續辦她的幼兒園，
她甚至想做得比以前更多。
每天早上，她來到一間間木板屋前，
跨過散置的垃圾，
越過已成堆定形的瓦礫；
她挨家挨戶去尋找每個孩子，
她等著每個孩子準備好，
如果需要，她也幫這些母親替孩子穿戴整齊。
她安撫那個害怕出門的小羅西達，
因為外面的紊亂使她驚恐不已，
還有那些可能對小羅西達造成威脅的危險，
他的小弟弟不久前才被一片厚重的木板壓傷腳踝，
現在還躺在床上。
對喬雅而言，每天都必需設法
讓這十二個小孩出席。
今天她不想失去他們中的任何一個，
因為她不希望明天他們還像今天這般悲慘。
喬雅常說：
「千萬不能讓這片混亂，
阻礙他們的心智發展；
務必讓他們繼續見面，為能安定彼此的心，
務必要使幼兒園美輪美奐，
甚至比從前更令孩子驚嘆，而且暖洋洋地。」
但這並不容易，
最近這幾天，
幼兒園隔壁的木版屋被搗毀了，
牆面的灰泥塗漆都裂開了！
「務必要給孩子們一頓棒透的點心，
而且要比以前更出色、更豐盛。
千萬不能因為外在的世界被摧毀，
而使他們受創。」她說。
人們看著她穿越社區，跨越工地的瓦礫，
拆除工程已持續了好幾個月。
被這群小小孩所圍繞，她在他們中間顯得特別高大。
她帶著孩子們到鄰近的大道上，
那裡一切如舊，
那裡的樹木長得挺直秀麗，
那兒的花兒一直微笑著。
年終時，喬雅贏得她的睹注，
儘管推土機轟隆作響，儘管一切被毀，儘管他們恐懼。
測驗顯示：
沒有任何孩子在心智的發展上受到挫敗，
而且已屆學齡的孩子，
可順利進入公立幼稚園。
這些孩子會記得喬雅嗎？
他們能否想像她必須激發多少創造力、
溫柔與勇氣，才能超越那片混亂
牽住他們的手？
也許他們會忘記喬雅，
但這般的愛怎會失落。
他們將長成明日的男人和女人，
如果他們的路途重新交會，也許他們會說：
「啊！她就是那個讓我們愛上學校的人。」
這一切，只因為有人，
超越自身的恐懼與嫌惡，
一直走到本性抗拒的盡頭，為能愛得更深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