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貧者的思想,一個導向行動與奮鬥的知識

The thinking of the poor in a knowledge that leads to combat

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

1980年12月3日,於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堂

大綱:

一、 學術界對貧窮的認識,一種與其他知識型態互補的知識

二、 不同型態的知識間對話的困難

三、 赤貧者的知識,一座秘密花園

四、 力挺赤貧者的思想,平反它在歷史上的位子

五、 行動團隊的知識

結語:一個有行動力的委員會


一、 學術界對貧窮的認識,一種與他種知識型態互補的知識

從一開始,第四世界運動和這個常設委員會就不斷自問,為了有效對抗赤貧與排斥:

• 赤貧者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 行動團隊需什麼樣的知識? • 我們所處的地方及國際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或許可以說,在我們每個人與生命拚搏的歷程中,大家問及「那門的知識?」時,十之八九,得到的回答多是學界的知識。每當要立法或制定政策時,我們中有許多人指望最有用的知識,會是來自大學及研究機構的那一套知識。換句話說,我們對這套只有研究者、學者能夠叩門而入的知識抱著極大的期望;然而,這套從赤貧外部觀察得來的知識卻讓身處其中的貧窮民眾感到相當陌生。

這套知識,由於它的研究方法和它的嚴謹與客觀性,加上它的“中性”,而受到相當的重視。面對種種錯綜複雜的問題,以及政治人物多以主觀方式闡釋問題,許多人轉而尋求客觀真相,希望藉此清楚導向有效行動,因此也就更加舉揚了學界知識的特點。

在這些艱深難懂的問題上,大學被視為最可靠的諮詢對象。大學是某些人的避風港,這些人不願被某些意識形態所迷惑,更不願被誤導,不管當時這些意識形態是「佔上風」還是「居下風」。許多時候,我們自己或許也是這樣寄望於大學學府。我們或許沒錯,但也不是全對。

之所以說寄望學者專家不一定全對,並不是因為我們廣泛地發現到科學,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不中立、不客觀;也不是因為領悟到所有的科學和研究方法學都沾染了意識形態,而證明長久以來大家所寄望的不一定都對。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不過在我們看來,都還是次要的。

最要緊的是:我們到現在還沒認清、還沒有掌握到問題核心,那就是學界對於貧窮與排斥的知識,就和其他人文領域的知識一樣,都只是片面的。大家既沒有說出來,也沒有透徹了解到:這樣的知識只能被視為一間接、資訊型的知識,紙上談兵當然就缺乏對真相的掌握,坐而言的知識,當然難以起到動員的力量,難以讓人起而行。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曾因為他們所做的這一份或那一份研究沒有發生影響力而感到失望。或許我們不夠注意到這個事實,學術研究嚴格說來,是要去建構抽象的概念、以一個外部旁觀者的角度描繪他所看到的現實,並用通用的術語詮釋,它因此無法反映出人事物的情感與色彩,這些能夠推動人們去為別人採取行動的元素。 我們也不夠注意到:貧窮與排斥的整體知識有著傳達資訊、解釋和動員的責任。學術研究應該承認自己只是整體的一部分,一個「沒有生命力」的資訊元素;要是我們沒有找到下列兩種知識元素,它將繼續是一堆沒有生命力的死知識:

• 貧窮者和被排斥者所擁有的活生生的知識:他們親身體驗到兩種現實:一個是殘酷的生活條件,一個是炎涼世態,世界將赤貧強加在窮人身上;

• 行動者的知識:他們在極端貧窮和受排斥的地區,和赤貧的犧牲者一起行動。

這個社會相信學術知識至高無上,大學本身如此相信,我們也信以為真,深信為了對抗貧窮,這個世界需要的是學界的知識。而當這些研究報告消失在政治人物與行政人員的抽屜裡時,留下的是大家深沉的失望。大家可能會說這是政治因素,說什麼由於缺乏政治意願,使得最優秀的研究無法促成對窮人有利的決策。這樣的推論似是而非,或許問題並非只出在政治人物身上,而是我們的研究無法激發他們去採取行動。

我想我可以這麼說,大學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的研究之所以沒有政策上的效益,可能是因為,他們所建構的知識雖有教育意義,卻不必然具有說服力,而且,具說服力的那個補充元素不會來自學術研究本身,它只能源自貧窮者與行動者。

(閱讀全文,請參看附件)

陳彥蓁、楊淑秀、吳新慧譯於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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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貧者的思想,一個導向行動與奮鬥的知識
若瑟神父1980年12月3日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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