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貧者的思想，一個導向行動與奮鬥的知識

赤貧者的思想，一個導向行動與奮鬥的知識

La pensée des plus pauvres dans une connaissance qui conduise au combat

在「貧窮與社會性排斥研究常設委員會」 的研討會引言

 1980年12月3日，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堂

 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

前言

• 學術界對貧窮的認識，一種與其他知識型態互補的知識
• 不同型態的知識間對話的困難
• 赤貧者的知識，一座秘密花園
• 力挺赤貧者的思想，平反它在歷史上的位子
• 行動團隊的知識

結語：一個有行動力的委員會

前言

歡迎並感謝大家今天早上，在12月這個活動滿檔的月份，應邀前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大會堂，同時，也要感謝在場的學者、專家，您們代表各個研究領域，這25年來，持續不斷地響應第四世界運動的號召，與我們分享憂慮與希望。

第四世界在1960年，就已成立專屬的研究機構，從那時候開始，我們的運動翻開新頁，接待各方研究人員，建立國際合作網絡。這些研究人員，先是以朋友的身分，進而與運動個別合作。1964年開始，彼此都有共識，必須建立一個團隊，以團隊的名義發言和行動，為了互相支持，以期對周遭世界有更多的影響力。

1980年12月的今天，我們以團隊和常設委員會的形式齊聚一堂，這在第四世界運動的歷史上是在自然不過的事；比較特別的或許是「常設」的概念，因為，雖然已有好一段時間，我們認同這樣的概念，但，直到1979年10月，我們才公開宣佈必需在國際上，成立一個真正持久投入的團隊，彼此加乘，在地方及國際社會上，持續發揮一個不可或缺的功能。

然而，今早，在誠摯地歡迎各位的同時，我所要談的，並非「貧窮與社會排除研究常設委員會」誕生的歷史、亦非其持久的必要性；這些，從1979年10月開始，我們已在委員會及附屬的團隊裡討論多次，我們共同思考的重點，已記錄在委員會的文件上。

我要和大家談的，更確切地說，是委員會的其中一項功能，是第四世界運動之前任何團隊所沒有的(據我所知，目前全球沒有任何機構擁有這樣的功能，我更想說這是一項義務)。特困者對自身處境擁有一門獨一無二的知識，貧窮領域的研究者應該要讓位給這門知識，為它平反，因為它在知識的領域應該擁有一個不可或缺、獨立自主的位置，它能補充他種知識型態的不足；請務必協助促成這門知識的發展。可想而知，除了上述功能，還有另一項：就是讓位給實務者的知識，亦即那群與最窮者一同生活與行動的人所擁有的知識，為他們的知識平反，裨益其發展。

這當然不是我們第一次和各位論及構成貧窮這門整體性知識的這兩個部分，而各位所擁有的，是構成這門知識的第三個部分：一個外界觀察者的知識。鑑於往後這三天的任務及之後的中長期目標，請允許我簡單地，再次釐清第四世界運動對此議題的幾個觀點。這25年來，這些觀點在貧窮者、行動者與各位交流的期間，發展成熟。

一、 學術界對貧窮的認識，一種與其他知識型態互補的知識：

從一開始，第四世界運動和這個常設委員會就不斷自問，為了有效對抗赤貧與社會排除：

• 赤貧者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 行動團隊需什麼樣的知識？
• 我們所處的地方及國際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或許可以說，在我們每個人與生命拚搏的歷程中，問及「那門的知識？」時，十之八九，得到的回答多是學界的知識。每當要立法或制定政策時，我們中有許多人指望最有用的知識，會是來自大學及研究機構的那套知識。換句話說，我們對這套只有研究者、學者才能夠叩門而入的知識抱著極大的期望；然而，這套從赤貧外部觀察得來的知識卻讓身處其中的貧窮民眾感到相當陌生。

這套知識，由於它的研究方法和它的嚴謹與客觀性，加上它的“中性”，而受到相當的重視。面對種種錯綜複雜的問題，以及政治人物多以主觀方式闡釋問題，許多人轉而尋求客觀真相，希望藉此清楚導向有效的行動，因此也就更加舉揚了學界知識的特點。

在這些艱深難懂的議題上，大學被視為最可靠的諮詢對象。大學是某些人的避風港，這些人不願被某些意識形態所迷惑，更不願被誤導，不管當時這些意識形態是「佔上風」還是「居下風」。許多時候，我們自己或許也是這樣寄望於大學學府。我們或許沒錯，但也不是全對。

之所以說寄望學者專家不一定全對，並不是因為我們廣泛地發現到科學，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不中立、不客觀；也不是因為領悟到所有的科學和研究方法學都沾染了意識形態，而證明長久以來大家所寄望的不一定都對。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不過在我們看來，都還是次要的。

最要緊的是：我們到現在還沒認清、還沒有掌握到問題核心，那就是學界對於貧窮與社會排除的知識，就和其他人文領域的知識一樣，都只是片面的。大家既沒有說出來，也沒有透徹了解到：這樣的知識只能被視為一種間接、資訊型的知識，紙上談兵當然就缺乏對真相的掌握，坐而言的知識，當然難以起到動員的力量，難以讓人起而行。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曾因為他們所做的這一份或那一份研究沒有發生影響力而感到失望。或許我們不夠注意到這個事實，學術研究嚴格說來，是要去建構抽象的概念、以一個外部旁觀者的角度描繪他所看到的現實，並用通用的術語詮釋，它因此無法反映出人事物的情感與色彩，這些能夠推動人們去為別人採取行動的元素。我們也不夠注意到：貧窮與排斥的整體知識有著傳達資訊、解釋和動員的責任。學術研究應該承認自己只是整體的一部分，一個「沒有生命力」的資訊元素；要是我們沒有找到下列兩種知識元素，它將繼續是一堆沒有生命力的死知識：

• 貧窮者和被排斥者所擁有的活生生的知識：他們親身體驗兩種現實：一個是殘酷的生活條件，一個是炎涼世態，世界將赤貧強加在窮人身上；
• 行動者的知識：他們在極端貧窮和受排斥的地區，和赤貧的犧牲者一起行動。

這個社會相信學術知識至高無上，大學本身如此相信，我們也信以為真，深信為了對抗貧窮，這個世界需要的是學界的知識。而當這些研究報告消失在政治人物與行政人員的抽屜裡時，留下的是大家深沉的失望。大家可能會說這是政治因素，說什麼由於缺乏政治意願，使得最優秀的研究無法促成對窮人有利的決策。這樣的推論似是而非，或許問題並非只出在政治人物身上，而是我們的研究無法激發他們去採取行動。

我想我可以這麼說，大學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的研究之所以沒有政策上的效益，可能是因為，他們所建構的知識雖有教育意義，卻不必然具有說服力，而且，具說服力的那個補充元素不會來自學術研究本身，它只能源自貧窮者與行動者。

二、 不同型態的知識間對話的困難

不可否認，並非所有的研究人員都忽略掉這兩種知識來源：貧窮者與行動者的知識。然而，他們並沒有將這兩類知識視為自主的，而且應該以這兩種知識本身的發展為目的，由知識的主人自己來承接。研究者過快地將這些元素放進他們的研究裡，作為個人研究目的的一項資訊來源；卻沒有將其視為一個本身就該進行研究的主體，一個應該受到支持的主體，而不是一個讓研究人員開採利用的客體。或多或少，學者們會以旁觀者的身份，從外圍觀察貧窮者的生活，以及那些和貧窮人有關的行動，然後將觀察所得附屬在自己的研究之下。為了學術研究的各種目的，他們以極大的真誠，想要開發利用貧窮者和行動者的知識，卻沒有想到，在不知不覺中，他們已經扭曲了一個不屬於自己的知識。或許更嚴重的是，這些研究人員常常干擾甚至癱瘓他們的對話者的思想，這並非故意，他們甚至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這些研究人員並不承認貧窮者與行動者擁有思想，擁有一門自成一格的知識，這門知識有自己的通徑與目標。

這些對事實的不了解，有時會造成貧困者、行動者和研究者之間溝通的困難。至於與特困者溝通，我深信，即使人類學家或民族學學者以參與觀察法（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進行研究，仍無法擺脫這個利用、扭曲、癱瘓窮人思想的危險。因為這種觀察目的自外於貧窮者的生活處境；這種生活處境不是窮人自己選擇的，而且他們對此處境的定義方式永遠不會和研究人員一樣。此外，這種觀察不是一種真正的參與，因為在研究人員和被研究的對象的腦海中，並沒有共同的目標。

這裡所涉及的，並非研究方法的問題，而是生活處境問題；唯有改變身段，轉換處境，才能解決。如果維持現況，不作任何改變，這樣的參與觀察，當然不會干擾到一群有自己的思考脈絡與文化素養的人，但卻很可能干擾這群對思想、文化掌握得不是那麼好的窮人。

毫無疑問，研究者與行動者的合作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這方面的困難，也還沒有得到正確的分析。有人會說，行動團隊很難參與研究，因為他們看不到研究的益處，因為他們懷疑研究者探索的目光。也有人說行動者無能了解人文的真相，以及那些日常生活難以預測的風險。甚至有人說，合作之所以難以運行，是因為行動者的思考缺乏邏輯，他們多憑直覺和印象行事，較缺乏理性思考。

這些理由也許有些是真的，但是，在我看來並沒有深入問題的核心。最基本的問題是，行動者要對學術研究提供有價值的貢獻時，從一開始就應該被視為有思想的人，他們在面對自己擬定的目標時，有辦法持續他們自己對知識的探究。研究者不應該將他們視為單純的資訊提供者。

這一點，也讓我擔心，就算是著手分析一項行動並評估其效益的研究者也很可能走錯方向。事實上，他們經常在木已成舟之後趕到，還是充滿企圖心，想要掌握行動的全貌，即便他們對這項行動展開的背景異常陌生。行動的情境與他們曾經認識的各種情境很可能完全不同，它烙印著一種難以想像的不安全感，面對如此迥異的情境，研究者很難用上他的直觀。

除非他們自己也親身經歷、浸泡在同樣的不安全感裡，除非他們能參與行動團隊思考脈絡的發展，並採納他們思考過後所訂下的目標，否則研究者無從領會這樣的情境，無法從中抽絲剝繭、釐清狀況。

話說回來，我說這些話不是要提醒大家由於溝通發生問題，所以學術研究靠不住。我只是想指出，所有這些調查研究，不論內容多麼優質，都無法建構一個周延的整體知識。

研究者單槍匹馬，無法構成用以有效對抗極端貧窮的整體知識。在此，我要回到知識的另外兩個組成要素，他們和學術界的知識相輔相成；但是，除非它們能夠自主，並得到充分的支持與發展，否則，這兩部分的知識就難以建構。

三、赤貧者的知識，一座秘密花園

請允許我特別針對第四世界家庭的知識與思想講幾句話，他們的知識與思考不僅存在於他們的經驗層次，也包含他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包含這個世界應該如何運作，才不會排擠最窮困、最脆弱的群體，是這個世界讓這些家庭處於弱勢的處境。

不言自明，每個人都會做出思考與認識的行為。不管實際的生活提供你多少認識與思考的資源和途徑，每個人都在進行思考與認識的活動，並且努力想要瞭解事理，每個人都為了自身的目標而行動，而他的思想就根據這些目標組建起來。據此，所有的思考行為都有可能是人們為了自己的解放所採取的行為。恕我重複，第四世界運動在世界各大洲的許多赤貧地區的經歷能夠為此見證：不管一個人接收到的邏輯思考與分析方法是多麼脆弱，每個人、每個團體，都試圖踐行這個思考行為。每個人、每個團體都試圖讓自己成為一個研究者，探尋他的獨立自主，企圖認識自己，理解自己的處境，這樣一來，他才能夠遠離不安與恐懼，主導自己的命運，而非忍受它及由此衍生的焦慮。

有人認為被完全貧困化的赤貧者意志薄弱、萎靡不振，因此認定他們不用腦筋思考，認定他們安於依賴與救濟，或以為他們只是在苟延殘喘，不求上進。這樣想的人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不知道最貧窮的人有辦法發明各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一方面為了逃避救濟者施加的影響力，同時也為了捍衛自己的生存方式，他們將這個生存方式細心地隱藏在簾幕後，故意讓那些只看到外觀的人士產生錯覺。這些不知內情的人們，看不出赤貧者絞盡腦汁、拚命思考，聽不到赤貧者不停自問：「我到底是誰？」他們不停地說：「為什麼他們這樣對我？把我當成懦夫，當成狗，當成是廢物？我真的那麼沒用嗎？」而且，他們是以痛苦的思索為代價，不停地重新振作起來，從一堆莫須有的責難中，從這些外界加諸在他們身上的錯誤印象與身分中站起來，他們重複告訴自己：「不，我不是狗，我不是別人口中的笨蛋，我知道一些事情，一些他們永遠無法理解的事情。」

在那麼多的懷疑過後，在身心倍受折磨耗損之後，特困者所做的結論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他們知道一些其他人可能永遠無法理解，甚至沒辦法想像的事情。他們的知識，即使缺乏建構，卻蘊含著所有關於一個終生被迫陷入輕視與排斥的生命。這個知識包含一切，意即事件與痛苦，但也包括他們面對這些生命事件所懷抱的希望與韌性；包含他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只有他們知道，這個世界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在面對像他這樣的窮人。連世界上最傑出的研究人員都無法想像這些事情，也因此無法提出適當的假設與問題。我們已經說過，在這一點上，研究者面對一個他無法作主的知識領域，他不得其門而入。從某方面來說，他面對的是赤貧者的秘密花園，沒人進得去；除非他改變身段與生活條件，讓最貧窮的人能夠在信任關係中與之交談，否則，他無法理解窮人的語言；否則，這位來自另一世界的研究者無法獲知秘密花園的內涵，而且，他也沒有權利這麼做。

即便頂著科學之名，還是沒有任何人有權利去打擾另一個人發展解放思想的努力；他的努力或許笨拙，但頑強不屈。而且任何研究人員都不應該利用特困者尋求獨立自主的努力來成就自己，然後再度將他們引向依賴。因為，容我再次重複：把赤貧者當作資訊提供者，卻不鼓勵他們去發展自己的思想，以便真正的獨立，這是擾亂赤貧者、奴化窮人。而且透過他們自己的思想，他們幾乎是馬不停蹄地在尋找他們的歷史與身份，而且面對他們的問題，也唯有他們自己才有擁有解答的要點。這些關於他們的歷史與身份的問題，更甚於需要的問題，甚至超過權利問題；他們問自己這些問題，或許模糊不清，但他們深知，唯有透過這條路徑，他們才能得到解放與自由。

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不應該跟他們談論他們的權利，或者詢問他們的需求。但是，這樣的交流如果不是以理解他們的歷史身分為遠景，一切的努力便不會有解放的意義，因為，唯有那樣的遠景才能恢復他們的主體性，讓他們成為自身權利與需求的主導者。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情形很少發生。就比如美國宣布「對貧窮作戰」（The War on Poverty），但是整個過程中，不曾出現過任何一篇專門以窮人生命歷史為主題的研究，更看不到與這些「核心」[1]窮人攜手合作的研究。

即便在英國也是如此，大家一直認為這個國家對貧窮的持續研究有目共睹。但是在1960年代所謂福利社會榮景時期，卻沒有任何關於歷史與身份的研究，窮人在眾多研究中只能找到需求與匱乏的身份。事情演變成這樣，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研究者對窮人極大的尊敬，他們擔心窮人被標籤之後，引起他人的歧視與排擠。儘管如此，這樣做公平、明智嗎？大家是否意識到，他們的歷史身份飽藏不懈的韌性與難以衡量的尊嚴，而且，這個身份對整個社會來說蘊含一份本質的訊息。

是那些在這個運動集結的赤貧家庭教導了我們：如果只跟他們談論他們的需要，用“社會性指標”（indicateurs sociaux）來窄化他們，而科學研究又以自身的視野來擬定這些指標，用以描述窮人的特徵，卻不幫助他們去理解他們的歷史身份，也不幫助他們理解去他們的普世性面貌，這就變成另一種束縛他們的方式。同樣是這些家庭，他們並沒有跟這個運動說：「請說明給我們聽。」而是說：「幫助我們思考。」而且某些人還會補充說：「我們必須思考，因為其他人是永遠無法瞭解的。」這樣說的人越來越多。

四、力挺赤貧族群的思想，平反它在歷史上的位子

我們指望學者們能夠仔細地研究和闡釋，關於第四世界教導我們的：他們有權利讓自己這門獨立的思想和知識受到認可。我們應該探究，如何在他努力思考的過程當中提供支持？當第四世界的人們清楚表明：他們希望在自己思考的路徑上走完全程時，並沒有說他們不需要協助。相反地，無論我們在哪裡建立起團隊，我們都聽到相同的請求：「你們學會如何思考，也教教我們吧。」在瓜地馬拉、瑞士、紐約、曼谷，在倫敦破敗的區域，最貧窮的人們並不需要“思想大師”來說教（他們看太多了），他們需要有能力、有智慧的男人和女人，提供各種思考的路徑，卻不滲透、侵佔別人的思想。

但是，我們是否充分了解這樣的努力和嘗試，需要什麼教具、教材和教學方法？我不確定。在這個領域，並不是沒有出現過前輩，不過，仔細看看在許多國家進行過的試驗，都使我們感到疑慮。也許是因為那些套用「批判意識教育學」(conscientization)的許多計畫，無論在拉丁美洲、印度、甚至歐洲，似乎都毫無例外地將最貧窮的百姓棄置一旁。在哥倫比亞的印地安村莊，印度賤民的村落，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或是葡萄牙的貧困地區，我們發現：最窮苦的居民還是被排除在這些計畫之外。

我們之所以質疑這些計畫，或許是因為人們詭異地將一些西方的語言概念，傳遞到遙遠的東方、到遠離現代文明的玻利維亞高原上的村莊。「權力關係」、「人剝削人」、「階級鬥爭」，這些讓西方人感到異常熟悉的種種詞彙，是他們發明的嗎？他們難道不會選擇使用出於自身文明的詞語？

我相信在座各位針對以下問題可能有話要說：我們可以揭示，哪些條件能夠真正支持赤貧者的思想？我們可以辨識出哪些計畫有利於發展第四世界特有的知識，讓它從其他型態的知識中獨立出來？一旦缺少窮人所擁有的的知識，學術研究便難以避免過於片面的危險，它所欠缺的，正是那些賦予生命、促發行動和奮鬥的元素。我們也想到這個委員會能夠，也應該揭示窮人思想的重要性，不只是為了讓他們能夠參與這場抵抗排斥的奮鬥，也為了這整個社會，它應當找到對抗排斥的意志與路徑。這就關係到我們從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為了這場共同的奮鬥，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不談哲學或社會心理學，允許我根據這個運動的經驗，簡單敘述兩個理由，以便解釋為何窮人所表達的言語能夠催促人們採取行動？為何其他型態的知識在這方面只是一種支撐？

我想提出的第一點：現今的世界，充滿各種鼓勵大家去奮鬥的呼籲。跟大家想像的相反，催促大家認真且持續投注心力的並非平庸的志業，我們的同胞想要為最本質的理想奮鬥，亦即為完全被排擠在外的人們所承受的痛苦與希望奮鬥。片面的知識未曾深入問題的核心，即受排擠者的痛苦與希望，自然不會給人帶來挑戰，更無法喚起人們責無旁貸的重大承諾。我們的運動指出極端貧窮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不曾掉以輕心。

只有赤貧的人知道這些嚴重後果。只有他們知道所有的不公正、所有對人權的剝奪、所有因排斥衍生的痛苦。只有他們知道，人心以及民主的結構和運作，應該作何改變。然而所有這一切，容我大膽，在過去二十五年的學術研究中，僅僅反映出一個無力的陳述，一個竄改變調的訊息。

第二，當我們整體地看待第四世界家庭所傳達的訊息，我們可以看到，它不是邊緣的，而是核心的、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我敢說，具有先知性的意義，因為這份訊息包括了所有涉及社會的樣貌及其應當進展的方向。你們或許還記得，在60年代的國際社會學論壇上，大家企圖傳達這個訊息。同樣的努力再次出現於70年代的「歐洲抗貧研究及行動先導計畫」。我們的運動提出一份研究報告，說明為使歐洲共同體當中最貧困的窮人能夠自己發聲，所需的工具和條件，如此一來，就不必等待社會科學家代他們發言。但是，當時代表政府出席的專家們還不認為這個計畫會有立即的效益。

經驗告訴我們，唯有還給第四世界家庭一個位置，讓他們表達自己的真相，然後這個運動才會在世界各地吸引越來越多新的成員。我們只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如果我們得以持續並擴大，不正是因為來自赤貧者的聲音足夠說服人，因為它完整而無可辯駁？

容我重複，對於這個運動來說，成天面臨嚴酷現實的奮鬥掙扎，最重要的是讓我們的同胞聽見窮人的聲音，用他們自己的話，而非經由學院轉述。我們是否足夠謙遜地承認這一點？之所以得到政治上的支持，是因為人們知道，這個運動使窮人的聲音被聽見，使大家都有機會傾聽這樣的聲音。

我們的委員會至少應該花一部分精力，著重在窮人的思想以及他們表達自我的方式。為了理解排斥，赤貧者的思想不可或缺，為了激發其他公民參與奮鬥，赤貧者的話語乃是關鍵。今天研討「非洲的第四世界」這個主題時，我們會提出這個議題。明天討論「歐洲貧窮政策對歐盟成員國的重要性」時也將再次提出。然後當我們的朋友Jona Rosenfeld教授發表「對抗排斥的奮鬥歷程中的夥伴與結盟關係」，這個議題將第三度出現，而且是在最關鍵的層面。

這個問題其實與這次會議期間所有的討論主題相關，或者在我們看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這個委員會存在的理由與它長程的目標之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可以在會議一開始就提出來。

五、行動團隊的知識

我們先前提到行動者的知識所需的獨立自主，是否需要進一步闡述？我們剛才說的第四世界在這方面的權利，顯然也適用於他們。一種全然獨特的思維方式，必須建立在行動上，包括其中的不確定性、僵局、反應和變化，新的思想及其後續行動也是。這種思維需要有力的外界支持，同時保有自主和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行動者需要這樣的思想，以貫徹他們的投身。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第四世界的家庭需要這些自由而且可以獨立思考的行動團隊伴隨他們。

當然，就像赤貧者一樣，實務工作者和他們的行動，也會成為學術研究的主題，有人甚至試圖評估他們努力的結果。即使承認在這方面確實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我們還是有所保留。我們首先關注的是，這些學術研究，力圖從外部來捕捉這些行動的意涵，卻無法取代行動本身足以產生的知識。一直到今天，這個領域幾乎還是沒有社會科學家能夠觸及，正如同赤貧者的現實經歷超乎他們可理解的範疇。

實務工作者的知識，即先前提到的第三種類型的知識，在我們所需要的全面而富啟發性的知識當中，不可或缺，這個社會需要它才會充滿行動力。我們需要實務工作者提供的事例、需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其重要性不亞於學者。

除了傾聽赤貧者，行動者所訴說的經驗故事不也激勵人們有所作為？這些故事為人注入希望及勇氣，使人採取嶄新的行動。

我再一次強調，學術研究人員必然能夠有所貢獻，藉著親身對這種行動知識提供支持並賦予價值，而不是挪用它為成全自己的目的。

結語：一個有行動力的委員會

我們相信，對學者來說，赤貧者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能夠匯集學者、第四世界的人們、實務工作團隊，成就一種合作關係，並使每位參與者都仍保有各別的自由度。三方面連結起來，便能夠互相支持和協助，發展認識貧窮的新方法。委員會應當對這樣的努力多所投注。

儘管學者不缺其他有意義的事情可做，不過當前這項工作似乎是最重要的，而且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如果大家都同意，這個我們投注精力和希望的委員會，對於極端貧窮的存在，不能只是作一個明智的提醒，更應該引導、呼籲我們的同胞有所行動。

陳彥蓁、楊淑秀、吳新慧譯於2010-03

淑秀最後一次校正日期2025-06-05

[1]那段期間，窮人被稱為這場奮戰的「核心力量」(hard-core)hard-core，按字面的意思，這個字在這裡指的是貧窮最堅硬的核心，聚集了最難以觸及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