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的人民

我在1956年7月14日到達,在這片被稱為法國城堡的台地,太陽散發出陣陣酷熱的暑氣,每條巷子都空無一人,沒人在外面溜達。看到這樣空虛的場景,我自語道:「從前十字路口 、教堂的鐘樓或工廠會使人們聚居一處,這些家庭卻是因為赤貧而聚集在一起。」那樣的直觀就像是一個靈感。我深知我所面對的既不是人們當時所謂的相對貧窮,也不是單純的一些個人性質的困難。我在當下馬上感覺到我走到了我的子民面前,這無法解釋。

從那個時刻開始,我的生命起了轉折。因為在這一天我許下承諾:「如果我留下來,我要讓這些家庭沿著梵蒂岡的石階,經過愛麗絲宮 ,一直到聯合國…在這個令人窒息的酷熱與完全的死寂中,這個鋪陳在我眼前的赤貧令我目眩,讓我掉入陷阱。爾後,有個想法在我腦中縈繞不去:如果這群子民在其他人類討論、議事的地方不被接待,以一群子民的身份被接待,他們將永遠無法出離赤貧。在人們談論並決定人類現在及未來命運的每個地方,他們都應該以平等的地位出席。

1956年7月14日,我簽下我的命運合約,即使我一直等到 11月11號才決定落腳諾瓦集。即使在這個 11月11號,我還是保留了我先前的堂區工作,我每個週末都回到那裡去。我是一個生於赤貧的孩子,赤貧一直烙印在我生命的最深處,我從它身上學到:相信一切,敢於一切,但還是在某處替自己保留一個備份,在口袋裡放一個可以止渴的梨子,一塊硬麵包。沒有任何一名窮人例外,我的母親就是這樣,她總是替她的孩子們多準備一雙鞋襪。如果有人再拿一雙舊鞋來送我們——因為別人常常救濟我們——我母親總會回答:「幸好您來了,我們正好缺雙鞋。」當贈與者離開時,我總會問她:「為什麼妳要假裝我們沒有鞋子呢?」她總是告訴我:「若瑟,你不懂,如果你今天拒絕了別人送你的東西,有一天,當你真的有需要的時候,他們可能都已經送給別人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我保留住我的老本堂,就好像我的母親為了預防萬一,總是儲藏了一雙備用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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