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一己之身,無他可奉獻

 編按 : 若瑟神父為《親吻窮人》(The Poor are the Church)這本書所寫的前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描述自己的童年《在可怕的暴力循環中長大的小男孩》,接著,他陳述了第四世界運動最初的歷史。

我們並不是開創者,我們只是繼承者。前人闢路植樹,在現代教會中、在法國及世界各地,創立了一些運動,來和窮人、被社會排擠的人接觸相識。高丹神父(Abbé Godin)、戴伯鐸(Père Depierre)和伯鐸神父(Abbé Pierre)1等人,早已開啟了一扇扇通往赤貧世界的門。我們處於一股精神靈性的潮流、一股內心智慧甚於理論思想的潮流之中,這股潮流帶領我們與窮人、與赤貧世界的人相遇。那些為了爭取和平、糧食和正義而出現的運動與抗爭,多少都有一些共通點,就是他們都關心最弱勢的人。我們不是開創者──雖然赤貧迫使我們不斷地開創新局──或許可以稱我們為改革者。

那麼,我們的特殊之處在哪裡呢?第四世界運動創始之初,這個社會是充滿自信的,所有人都相信,社會福利方面的發展進步,必然會消滅赤貧,每個人都確信成功在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般人怎麼會相信我們所言關於赤貧的種種呢?這是我們所遇到的最大難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伯鐸神父特別強調那些飽受困苦者存在的事實,第四世界運動則著眼於赤貧者的家庭面向。在當時,這是非常大膽的舉動,因為當時的社會已經開始對家庭失去興趣,社福機構和政府機關也一直不明白我們為何如此重視家庭。我們為何如此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因為當一個人失去一切,家庭是他唯一的避風港:唯有在那裡,還有人會迎接他;唯有在那裡,他還是某某人。在家庭中,他找到自己的身分,他的家人、子女、配偶、伴侶……構成他最後的自由堡壘。就算子女從自己身邊被強制帶走,父母親仍會時時刻刻惦念著自己的孩子。我們因為堅持這樣的家庭觀念,而被歸為保守派;為此,我們受了很多苦,但我們的決心並沒有因此而動搖。

第四世界運動從一開始最關鍵的一點,便是我們除一己之身,無他可奉獻。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既不是平價住宅組織,更不是社福單位的社工人員,我們唯一可奉獻的就是一顆熱血沸騰的心。我們極端地貧乏,身無長物,所以赤貧家庭接纳了我們。我們毫無勢力,既無政治權力,也無社會力量,更沒有宗教團體的支持與保障;我們赤手空拳來到赤貧的核心。我們所能奉獻的,只有我們自己,我們這群男人和女人,決定奉獻自己的生命,來和那些被遺棄在赤貧中的人共同奮鬥。

人,以及提昇人的價值,是我們唯一的目標。我們從一開始就期待,這些生活在赤貧中的家庭,能夠挺身護衛同樣落難的同胞。我們來自遠方,什麼人都不認識,卻和窮途末路的家庭相連。他們中大多數的人,一生所經歷的,只有貧窮、無知、疾病和失業,總之,就是被拒絕與排擠。我們希望他們團結的熱忱能夠變成一種保證,使這個社會願意重新接納這些家庭,讓他們能夠和大家一樣為自己負責,為他們的孩子、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言語負責。這份團結的熱忱,就是要證明人有種種的可能,因為終點未到,大家都還有機會。如果在赤貧纏身的情況下,最貧窮的人仍能共生共榮、團結一致;如果比無產階級更窮的人能夠相信,消費和利益不是生活和社會唯一的動力,那麼每個人眼前都將呈現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徹底改變的遠景。我們提出的是另一種人際關係的形式,和另一種奮鬥的目標。

但這計畫真是困難重重!這些困難,來自富裕的社會既不願意也無法看到赤貧,他們宣稱赤貧已被徹底消滅了。因此,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所見所聞做證,但光是用心去宣揚見證還不夠,還得讓這個時代的人能夠理解信服,為此,第四世界運動成立了研究中心。我們握有證據,不但能夠證明赤貧者一直存在我們中間,而且他們本身就是證人,指稱我們違背了自己的信念、宣言和理想,使他們生活在如此的赤貧中。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項政治行為,透過證據來揭發真相,並且提出建議。它也證明,赤貧族群能夠讓不同背景的人團結在一起、共同奮鬥,好讓處境最不利的窮人有辦法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它也指出,妨礙這些赤貧家庭負起他們對家庭、社會、政治及宗教的責任,徹底背離人權。

另一個必須強調的重點是,面對這個設法圍堵赤貧的富裕社會,我們的運動一開始就決定要成為「跨」宗教、「跨」政治,而不是「非」宗教、「非」政治的運動,兩者是截然不同的。我自己體驗過,天主教徒及其他宗教信友所受的教育引導他們去愛周遭的人,是何等幸運。我曾拜訪過一些機構,他們雖然渴望為赤貧者的解放奮鬥,卻力不從心。我想,我們應該把我們這些信友的好運散播給每一個人,要讓所有的人,不論他們的信仰、觀念和文化為何,都能走到社會的最底層,對我來說,這是公平正義的問題。我們歸屬於一個教會,我們很難想像對於那些沒有機會體驗教會氛圍的人,這一切有多麼不容易。每個人都應該能夠將最貧窮的家庭視為相遇的焦點,凝聚在一起,積極參與解放他人的行動,救贖彼此。有些人從小沒有機會學習到把眼光轉向別人、轉向最不幸的人,我們很難體會他們面對赤貧時遭受的苦惱,因為他們無法理解最窮困的人是耶穌基督毫無保留、完全化身為最窮困的人。關於這點,我們也並非時時意識到我們得之於教會的種種。

第四世界運動的第一位法籍持久志願者是名無神論者,在面對赤貧時,她依憑的只是正義感和強烈的人道精神。那些家庭的失敗折磨著她,甚至擊潰她的心志。她無法超越這一切,她無法接受失敗,因為對她來說,失敗之外別無他物。如果我說,「跨宗教經驗」對那些從小沒有機會學習把眼光轉向旁人的朋友,是一項正義之舉,這句話並沒有任何傲慢的意思。每個人心中都有溫柔寬厚的一面,需要被發掘出來,並付諸行動,而這項特質必須從小就被訓練養成。慈悲之舉,就是一種與他人分享的需要,能夠對別人最深沉的痛苦感同身受,能夠背負別人所受的苦,並將這痛苦化為希望,這就是教化或皈依的效果。

在第四世界運動,我們先看到人,直接與人來往,而不是透過服務計畫或組織結構。只要我們不將自己侷限、封閉在一個組織裡,我們便能靈活地和其他人一起活出理想,分享一個社會性的計畫。如此一來,你便可以將最貧窮的家庭置於世界的核心;將最窮苦者置於核心,便是在一個人身上擁抱全人類,這並非使目光短淺、視野狹隘,而是要將目光視野推展到愛的邊界。然而,愛沒有界限,愛不封閉自己,愛無法控制,愛是瘋狂的。

首先,必須大膽地將赤貧者與耶穌基督相連:他們實為一體。因此,我們不能否認、遺棄任何人,不論貧窮或富裕,不論他該為自己的貧困負責,抑或他是赤貧的犧牲者。在愛中,是沒有疆界之隔的;每個人都是人類大家庭的一份子,每個人的命運都緊緊相連。

當我終於抵達諾瓦集貧民區時,我對自己說:「這些赤貧的家庭,絕對無法單打獨鬥,靠自己翻身,如果我留下來,我要讓他們走上總統府,一直到梵蒂岡、聯合國,以及各個大型的國際組織。這些家庭必須成為完全的參與者。」有些人會認為,這個浮現於一九五六年仲夏,出現在諾瓦集這個不毛之地的奇想,多麼荒謬可笑!哥耳哥達(Golgotha)2 的基督環顧世界,確信祂已戰勝了世界。凡是將最貧窮者置於視野核心的人,無法不看到全貌,無法不擁抱眾人,他更不會將任何人棄置一旁。就某方面而言,也可以說他已戰勝了世界。

  1. 譯註:高丹神父(一九六○~ 一九四四),法國「工人神父」的先驅,他和另一位神父Yves Daniel在一九四三年出版了《法國,使命之國?》(France, pays de mission ?),他們發現法國的天主教會嚴重地脫離工人階層。戴伯鐸神父(Père André Depierre)也是「工人神父」風潮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一份文件,名為《工人神父的歷史與象徵意義》。彼得神父( L’abbé Pierre,一九一二~二○○七),於一九五四年的寒冬在廣播電臺為法國無家可歸者發出呼籲,得到廣大迴響。他建立厄瑪烏團體、反對各種不公義的現象,贏得許多法國人的尊敬
  2.     譯註:哥耳哥達乃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又譯加爾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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