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昂熱(Angers)。父親是波蘭人，在工業部門工作。他曾被派往西班牙的馬德里，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之後，還是因為工作的緣故，他來到法國。戰爭正式爆發時，他們兩人都在巴黎。
就在戰爭爆發之際，我父親被逮捕了——而我母親自然也跟著他一起。由於我父親的身分是「波蘭—德國籍」，被視為德國人，因此被關進監獄、遭到拘留。你要說是被「集中拘禁」也可以，總之，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們的兒子路易，一起被關押。
拘禁永遠都是殘酷的。就在那段期間，一個孩子出生了——我的姐姐——因為無法餵養，她被活活餓死了。這個因飢餓而死去的孩子，對我母親造成了極深的創傷。我想，姊姊當時大概一歲左右吧。這一切之所以特別殘酷，是因為他們先是從監獄被轉送到索米爾（Saumur）[1]，那時候，當地居民跑來辱罵他們，隔著鐵柵欄向裡面丟石頭。後來，他們又被關進昂熱的大修道院，當時那裏被徵用作為拘留場所。而這一切，我的父親始終都是和我母親一起承受的，他們兩人都被監禁。
我父親僅因為是「波蘭—德國人」，就被視為法國的敵人。這件事對他造成了極大的打擊，他一輩子都沒能從中走出來。
我於 1917 年出生在昂熱的醫院。父親出獄後，他們住進了聖雅各街。父親試著靠一些零工勉強維生。我波蘭的祖父是鐘錶匠，會修理手錶，所以我父親也開始做起修錶的工作。有一天，有人把一只金錶交給他修理。但，接著有兩名美國人來到他工作的那個窄小的隔間，把那只錶偷走了。於是，在那個街區裡，你可以想像，流言四起。我父親傾盡所有、四處借錢，才把那只錶賠償回去；但在街坊中，我們一家就因為這樣被留下了「幾乎是小偷」的污名。
這件事對我父親打擊極深。於是他相信，自己已經無法再留在法國了。他感到被羞辱，於是想要離開，回到波蘭。我母親卻猶豫不決。她是一個經歷過貧窮與赤貧的女性，因此，她不是那種願意冒險的人，尤其是考慮到她的孩子們。她沒有立刻答應跟他走。後來，有一天，她失去了我父親的消息。歸根究柢，他們的分離並不是因為家庭內部的原因，而是生命中的事件把他們推向了分離……
我父親先是回到了法德邊界的薩爾地區(Sarre)[2]。那段時間，我們還曾收到他的消息，他一直請我母親去與他會合，希望我們全家都到那裡去。但母親不願意在沒有任何保障、沒有後路的情況下，帶著我們踏上一場冒險——你明白嗎？
所以她一再猶豫、拿不定主意。直到有一天，我們再也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後來——因為我們試著尋找他的下落——才得知他已經回到了波蘭，並在但澤（Dantzig）[3]遭到轟炸時失蹤。我們只知道這些，他曾經回到了但澤。
於是，我們和母親一起生活。她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能夠讓周遭的人尊重她——不是因為她抱怨，而是因為她能夠把孩子帶好。她懂得掌握自己的智慧。也正因如此，我一生都在努力爭取：讓我們所遇見的孩子與年輕人，能夠學會掌握自己的智慧。貧困者之所以陷入絕境，是因為在那些無解的情況下，他們找不到應對之道；也正因如此，他們無法擺脫困境。他們缺乏的是『思想的條理』，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他們缺乏這種把思緒和反省組織起來的能力。他們既無法掌握事件的來龍去脈，也無法把握機遇。此外，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保持沉默，什麼時候該退後一步，也不知道何時該挺身而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正因如此，當我來到諾瓦集（Noisy-le-Grand）貧困區時，我更關心的是建立一所幼兒園和一間能夠配合學校教育的圖書館，而不是發放物資。我最在乎的是『知識的分享』。
我看到那些極具天賦、聰穎過人的孩子，但他們在學校卻一事無成。他們在學校感到格格不入，彷彿置身於另一個世界。我看著他們長大，心裡想：換做在任何其他地方，這些孩子今天可能已經成為老師、醫生，甚至是神父。
然而，正因為他們無法掌握自己的經歷，無法掌握自己的思維，而徹底毀掉了自己的人生……這是一種極端的不正義。
[1] 索米爾（Saumur）：位於法國西部盧瓦爾河谷的城市。二戰初期，部分拘留外國人或被視為敵國的人士被送往當地集中拘禁。
[2] 薩爾地區（Sarre）：位於法德邊界的工業區，20 世紀初政治歸屬多次變動，許多外籍勞工在此流動、工作，生活極不穩定。
[3] 但澤（Dantzig，今波蘭格但斯克 Gdańsk）：位於波羅的海沿岸的港口城市，一戰後成為國際聯盟監管的自由市，1939 年遭納粹德國攻擊，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引爆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