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是否有他們自己的文化？

Do the poor have their own culture?
編按: 1965年4月，若瑟神父在對持久志願者的談話
摘要：有些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認為，貧窮所衍生的思考和生存方式創造出一種文化。這樣的文化讓窮人一代又一代困鎖在貧困的處境中。但是，談論貧窮文化的先決條件是窮人本身認同這樣的生存方式；事實上，他們不但不認同，還被這樣的生活方式所折磨。
貧窮所衍生出來的反應是普世皆然的，在印度跟在法國一樣。窮人的悲劇是，他們無法作出長久的承諾，不管是職場、社會、家庭或宗教生活，他們都無法活出自己希望展現出來的價值。窮人因為難以活出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而感到羞愧。
現在我們繼續來思考知識這件事。這次我們要從更新我們對窮人的理解開始。不是要列出一張清單，而是提出一些要點。我們在很多領域奮鬥，今天我們要談論一些知識領域上的奮鬥。我們已注意到，一個想和貧困族群一起有所作為的人，若是沒有懷著些許奮鬥的決心，就沒辦法行動，也沒辦法對這群人有什麼發現和理解。不管事情怎樣進行，我們遲早會發現到自己身處各種奮鬥之中。所以，如果我們接下來所提出的論點，與其他人的知識或思考脈絡有所抵觸，請原諒我。你必須原諒我們，且依照我們的原貌接受我們。「依照人們的原貌接受他們。」一位神父（後來成為我的主教）曾這樣說；這是他對Bossuet 的基本思想的解釋。Bossuet的基本思想是：不讓別人做自己，卻要求他成為我們希望他成為的樣子，是一大過失。我的神父說：「若瑟，你啊，就讓狗去叫吧！讓羊按牠的樣子去灑尿吧。」我當時非常年輕，我一直沒有忘記他這番話，現在輪到我來把它分享給你們。
你們會發現我們與別人的想法相抵觸，首先因為很早以前我們就面對過一些人，他們認為貧窮像一種遺傳疾病，會代代相傳、他們認為人們一但進入這個惡性循環，就沒有機會脫身。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法國人拒絕承認貧窮的存在，聲稱法國已經沒有貧窮的問題。不久以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後一次的學術討論會之前，別人甚至指控我們使用貧窮這字眼；我們被當成落伍的老兵或反動分子。從那時候起，有些人可能走往另一個極端，有點過了頭。他們說貧窮不但存在，而且由父傳到子、讓受害者陷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因此，有些人主張，生存環境塑造人們面對問題的模式、生存之道、根深蒂固的態度、幾乎自動化的反應，甚至演變成無可避免的行為，總之就是變成一種無法改變的命運。
去到印度時，我們幾乎也傾向這種論點。舉目所見先是讓我們理解到貧窮有些普世性的特徵。我們為何這麼想，Francine 能夠給你們一些例子。赤貧有一個普世的面貌，我們在印度認出許多這樣的面貌。我們看到許多的例子在在向我們顯示，印度的貧困者跟諾瓦集或La Campa貧民窟那些一無所有的人有著極相似的反應。在我一開始寫給你們的信件中曾提及這點，那時我才剛開始對這件事有稍微清楚一點的了解。我向你們提到在那裡所見與在法國及歐洲我所知道的情況，基本上大同小異；我發現根本問題相同，大家對這些問題的反應也如出一轍；我看到相同的行為反應出現在窮人身上，也看到窮人在每個地方都受到同樣的批判與指責。
我想到在我們法國，無法擁有穩定的伴侶是在面對極端貧窮時常有的反應。像印度這樣一個如此看重宗教及家庭的國度也是如此。在那裡，赤貧者非婚通居的情形跟在諾瓦集營區和其他貧困區一樣普遍。但這現象是否足以說明一種代代相傳的文化？因為那些抱持代代相傳的論點的人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家庭會把思考與生存方式由父親傳給兒子，也就讓他們的極端貧窮一再複製；簡而言之，就是窮人新甘情願，繼續活在貧窮當中。論及如此嚴重的事，應該非常謹慎。
我們能夠說它是一種文化嗎？我真的不能確定。在我看來，如果要說窮人有一種文化，那還得要窮人首肯自己的處境是有價值的。比如說，他們是否大大鼓吹沒有穩定的伴侶這件事？他們是否認定這種狀態最好、最適合他們？如果他們認同，他們應該不會對其他選擇有興趣。我不知道這麼說是否正確。就我所知，他們一點也不肯定自己這種處境。這裡的家庭並不認為非婚同居是一個理想的狀態，他們認為婚姻關係才是可靠的。待會我讓Francine給你們舉其他例子來說明這點，窮人一點也不認同自己所經歷的處境。他們並不看好這些情況；他們只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而箇中滋味與冷暖只有他們能告訴我們。
談到伴侶間的樣貌及文化，我們真正要問的是，他們怎麼樣看待未來？怎麼看待孩子、工作及穩定的收入的問題？他們怎麼看待家庭內部組織的問題？這已經不光光是社交生活的佈局，除了經濟生活的安排之外，他們怎麼看待靈修及道德生活的規劃與安排？如果你過的是婚姻生活，你就必須要考量每一個面向；這要求一定程度的穩定、持久的關係與日積月累的家庭經驗。而那些住在貧民窟、持續陷落在貧窮中的家庭，大多以非婚同居的方式過活，他們對於家庭是否有其他的想法？
從我們所認識的家庭來說，這聽來會讓人很困惑。有個男人可能多年來一直過著一種看似穩定的家庭生活，後來他可能突然離開他的家庭，彷彿這個家未曾存在過一樣。也許他會回來，或者他家人再也不會見到他。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他過著某種類型的單身生活，照一般人的說法，他是去當流浪漢了。他就&# 2312;這兩種狀態下輪轉，中間幾乎沒有過渡期。但是，事情也不盡然就是如此。這些男人似乎從一開始就處處碰壁，在他們的生命中，和另一半白頭偕老的可能性並不存在；他們的結合當然不只有性關係，他們的結合蘊含很多的覺知和情感。即使如此，他們之間的承諾似乎無法超越一定長度的時間。我們會以為這群人從來沒有意識到天長地久的意義，似乎他們從未夢想過這樣的承諾，這種結合對他們有那麼多的要求：你必須面面俱到，對工作、薪資、家庭道德與靈修生活都得有所安排。
赤貧似乎讓人產生一些牢不可破的障礙，讓人沒有任何從事長遠的規劃的憑藉。你會說，在貧民窟還是有些人一輩子都在一起.。沒錯，但，當我們靠近去看，會發現這當中不必然有著終身的承諾。他們住在一起，當然他們彼此相愛且相互依賴，不過事實上他們對彼此有種非承諾的關係；他們並沒有以這種缺乏承諾感到自豪，他們沒有任何憑藉可做長遠的規劃，可是，承諾卻是因著長時間的投入才有意義。
我們常說：這社會提出一些承諾與投身的典範，窮人也贊同，但這個社會卻沒有提供窮人足夠的資源和管道去實踐它；我們的社會連基本的物資都沒有提供。我們知道，從此窮人會以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去保護自己；他開始閃躲一般人會提出來、他自己也相信的價值。他要去避免所有別人可能質問他的問題。他以一種無所謂的態度來當防護罩。他的悲劇是，一旦他讓自己有機會停下來思考，他會感到罪惡；他將感到羞恥，因為他無法活出自己所相信的價值。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思考關於所謂貧窮代代相傳的問題，持此論點的人認為窮人的態度和行為出自一個貧窮文化。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一種見解，這個見解並不能表達我們所遇到的窮人真實的情況，他們是如何被迫承受苦難和羞辱。我拋出這個議題讓大家討論，希望你們從家庭的生命經驗中找到其他的例子，好讓我們的思想更加成熟。不要忘記我們的優先使命是讓窮人被大眾認識，如果我們想要終止加諸於窮人的輕蔑，我們就必須打破無知與誤解。人們並不熟悉窮人的真實情況，因此他們也不了解一個窮人如何在這些處境中生存及他對這處境作何感受。
翻譯： 許韞安（2011/09/27） 校正：楊淑秀

施加在窮人身上的暴力

The Violence done to the poor
作者：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
編按：本文於1968年刊載在第四世界期刊上；當時巴黎和法國其他地區的貧民窟經常遭到暴力手段拆毀。
綱要
1. 冷漠與蔑視的暴力
2. 假秩序、理智、公義之名的暴力
3. 強暴的秩序釀成混亂、暴力的秩序
4. 教堂與廟宇的門總是越關越緊
5. 我們企圖征服宇宙時，卻失去了自己的同胞
6. 源自愛的“暴力”
7. 被壓迫者會成為壓迫者嗎？
1. 冷漠與蔑視的暴力
只有遭受同胞暴力重壓的人才是真正的赤貧，他們無力反抗鄙視與冷漠的猛烈攻擊。 為了遠離冷漠與鄙視，他們只能離開常人的軌道，自生自滅，被遺忘在收容所、陰暗角落及貧民窟，成了被捨棄的族群。
鄙視與冷漠的暴力造成赤貧，因為這樣的暴力無可避免地帶來排斥，使人遭受社會的否定與拒絕。赤貧者被這種暴力囚禁在惡性的連鎖反應裡，日復一日的被折磨、受摧毀。暴力讓他們淪為比無產者更底層的人民。
跟他人的共融得以照亮、保護人的一生，但赤貧者一直缺乏與他人共融的聯繫，這迫使他的聰明才智沒有發展的餘地，心靈時時處於不安、焦慮和懷疑的狀態，以致靈魂受到摧殘。
2. 假秩序、理性、公義之名的暴力
不管是赤貧者亦或富裕者，都不見得意識到重壓在赤貧世界的暴力。暴力往往隱藏在秩序、理性、甚至公義的面具背後。
我們不正是以重整道德秩序之名，擅自進入他們困窘的親密關係裡，搖撼甚或貶抑他們的關係，不停地評斷，而不是將這份愛化作他們建立家庭的跳板？
不過，儘管他們不符合我們的道德標準，這困頓的愛很可能是他們僅存的機會，讓他們得以信任並朝更完全的生命邁進。
貧民窟本該是個中途站，讓一個受苦的族群通往人道的社會住宅。但是，我們卻假社會秩序之名，將那裡變成人間煉獄，藉口說是為了避免那些家庭在那種地方落腳、安頓，這使得他們的處境更加艱難。
在倉促強制拆遷的同時，我們忘了以人為本。一個人的生活越不穩定，所擁有的越少，他就越容易因為害怕失去所有而對僅存的一點財物緊抓不放。他們無法用僅存的東西來交換他人的承諾，因為他們無法認識也難以了解這些交換條件。
我們自以為的「理性」，不也指使我們奪取赤貧者的自主性嗎？我們不是自認為比他們更清楚他們需要什麼嗎？為何要赤貧者面對他們根本無從選擇的現實？我們甚至越俎代庖，告訴他們該住哪裡。然後， 才又責怪他們不主動、沒志向，並斷言：「他們根本不想改變」。如果一個人一直沒有機會用自己的理性來運作，你要他如何擺脫困境？也因此，他們永遠無法扮演好父親的角色：對孩子負起全責，護衛他們的權利。
我們唾棄他們的所做所為、貶低他們付出的努力、剝奪他們大部份的財物，使他們落入絕境。在依循法律途徑無效後，他們轉而行竊、攻擊。這時候，我們卻以司法之名，判他們入獄。出獄時，叫他們如何繼續相信司法正義？
我們所謂的秩序、理性、司法全都反過來傷害他們，我們為赤貧者建造一個迥異的秩序，導致他們失序、違法、失去理性…
只求學校啟發他們孩子的心智，只求宗教團體視每一個人為生命共同體，只求一個公義、誠正的社會，只求科技、經濟成為共享地球資源的媒介。
赤貧者呼求一個新世界，跟你我一樣，沒有兩樣。他們掙扎奮鬥，也是為了要轉化社會結構，讓榮譽、公義、愛和真理成為這個結構的基礎，在這份基礎上，全人類，包括他們，都享有全然的權利：能夠思考、理解、能夠愛、行動和祈禱。如果赤貧者質問我們，如果他們向我們提出問題，並且迫使我們不得不自問時，並不是要我們放慢腳步，相反地，是要促使我們前進得更快、更遠，看得無限寬廣，激發我們未曾有過的雄心壯志。他們帶領著我們全面重新反思人類的走向，這讓我們暈頭轉向。
〈…〉
（繼續閱讀，請參看附件）
譯者：吳新慧(2009)
校正：楊淑秀
documents

施加在窮人身上的暴力

正名

A l’honneur d’un nom
作者：若瑟‧赫忍斯基
不論我們的處境為何，太多時候，我們挪用「窮人」的品質。然而我們卻不能任意聲稱自己是窮人。
最近我一直思考這件事，這些日子，我有機會在許多不同的國家與該國最貧窮的家庭相遇，同時也有機會與派遣到這些國家的持久志願者交談。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內心深處默念他們的名字，同時想像他們所處的境況。他們的生活條件讓我感到憂慮，他們將自己的未來與處境最不利的家庭相連結，為使這些家庭有機會出離貧窮。我看到他們沒有任何權勢與榮光，而且，常常無法得到親人的理解。
讓我感到震盪的是，這些身無長物的志願者，不曾聲稱自己是「窮人」。將這個名字從真正因饑餓、疾病、無知及赤貧，而日日受苦的人身上奪去，我猜，這想法不曾進入他們的思慮中。這些家庭在每一種社會都被視為多餘，他們至少有屬於一個名字的榮銜，即被稱為「窮人」。
我們有什麼權利使一個名字變得平庸？名字，不是代表一個人嗎？不當的使用難道不是對當事人的藐視？當我們擁有智識、金錢、政治、宗教的權力(power)，及被肯定的好運時，我們還有什麼權利(right)將這個名字所代表的光榮，貼在自己身上呢?
必定是這個深刻的尊敬建立了志願者與第四世界家庭間的共識，同樣的尊重也使他們挺起身來，不只為了改善他們的運命，也為了所有赤貧家庭的未來。
本文譯自第四世界運動月刊Feuille de Route，1984年1月,第134期。

赤貧世界的孩子

Les enfants en milieu de misère.
作者：若瑟．赫忍斯基 摘譯自《手稿與談話》*，p58-p63
你們告訴我，貧窮的父母對他們的孩子不夠負責，其實，他們是太負責了，只是他們做得不好。他們以為愛孩子就是整天把孩子抱在跟前、寸步不離，如果孩子在他們視線以外做一些事情，他們就覺得自己沒有盡好父母的角色。有時候，他們寧可把孩子留在家裡也不送他們去上學，他們並沒有進入這個社會為了分擔教育責任所做的建議。
同時，我們也感到驚訝，因為在某方面，貧窮的孩子被教養得那麼好，他們有禮的反應和尊敬的態度我們不容易在別處找到。然而，問題仍然存在，因為現代的教育、文化 及衛生保健知識，並沒有觸及到貧窮的父母；他們沒有學習到這些東西，社會為他們而言是一塊陌生之地，他們和社會之間沒有很深的聯繫。你怎麼能要求他們瞭解幼稚園或學校是一種分擔家庭責任的方式？他們繼續覺得一切教育重擔都落在他們身上。
（…）如果這裡的父母答應讓他們的孩子參加夏令營，那是為了讓我們高興，而且，那些自願送孩子到夏令營的，是貧民窟內家境好一點的家庭。如果我們在貧民窟找不到孩子參加夏令營，那是因為這些家庭和我們的社會沒有正常應有的關係，原本該由社會分擔的照顧責任，這些父母卻獨自扛了起來。
但是，如果我們不深入瞭解孩子對貧窮家庭的意義，我們便無法瞭解這個兒童教養責任的問題。一個孩子的來臨意味著什麼？
當一個母親準備分娩時，我們看到她總是和先生更為親近。但是，稍晚，在每一次生產後，她都會感到失望。無論如何，每一個嬰孩的誕生首先是一個整體的淨化。每一個新生兒都像頭胎兒般地被接受，我們講到節制生育時，不能忘記這一點。一個家庭該有多少孩子的問題，不該問有沒有錢，而該問這對夫婦夠不夠慷慨？願不願意和孩子分享他們的生命？父母的慷慨程度決定一個家庭是否有價值。
然而，在面對貧民窟的家庭時，一般人卻不這麼問；事實上，我們總是站在自己所處的階層自我防衛，我們抵抗別人的貧窮，就像抵抗一個威脅一樣。幾世紀以來，我們把聚集在城門前的大批窮人視為可能引發革命的人，我們聲言說我們替他們的孩子感到憂心忡忡，其實不如說是這個社會為了自我保護而憂心忡忡。
問題的核心是去瞭解：這些孩子對他們貧窮的父母來說是負擔，還是幸福？我們很快地下結論說他們的孩子是一個負擔，而且貧民窟的婦女們好像也給我們這樣的印象。當一個女人在盛怒中和鄰居發生衝突時，她就說：「希望你再生一個孩子！」多一個孩子被視為多一個霉運。但是，注意看這些母親們，當一個孩子即將出世時，她們的態度是什麼？她們原知道怎麼做可以停止懷孕而不受任何苦楚，但是，這裡每年出生的八十多個新生兒中，只有三、四個小產；事實上，流產的情況很少。
這告訴我們，在我們這個貧窮的地方，生命所代表的意義深長，在這裡，人們對生命有很深的敬意；為我們來說，瞭解這層非常重要。在這裡有一個價值被保存下來，也許是唯一一個能讓窮人得到救贖的價值，我深深的相信這點。你們將在這裡找到別處已經找不到的細膩和體貼、一些純樸的人際關係，這些基於對生命的敬意而滋發的人性，我們在別處已看不到。
所有新生的孩子都被接待，這是發自對生命的尊敬，而不是像某些人惡意地說：「窮人家生孩子是為了得到政府的補助金。」錢的問題應該向這個社會提出才對！如果我們回顧過去的歷史，我們會看到：總是窮人家的孩子被迫出戰沙場，一直到今天，是誰的雙手提供了工廠所需的勞力？（…）
除了家庭補助金，這個社會還想出另一個方法來應付貧窮家庭，那就是把貧窮的孩子從他們的家庭中帶走，（今天強制寄養的例子已經少一些了，因為寄養的費用太貴！）我們繼續認為貧窮的孩子在別處長大要好一點。我們似乎認定幫助一個階層的人去發展和改善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們首先應該做的難道不是給他們撫育孩子所需的資源和協助嗎？（……）
孩子的問題是教育的問題，這裡指的不是特殊教育而是一般的教育。如果我們答覆這個問題，這些家庭也許不會因此而減少孩子的數量，但是，他們將能像一般人一樣地照顧他們的孩子。瞭解這點非常重要！我們在面對孩子時如果沒有這個看法，這裡的母親會感覺得出來，她們會因為懷孕生子而感到自卑；已經有很多婦女害怕生孩子是一種罪過，我看到一些母親不敢跟別人說她有幾個孩子。在面對孩子時，如果我們沒有一種迎接的態度，這些母親會感到自卑，我們也無法和她們一起成就什麼好事。然而，她們比我們更清楚，孩子是窮人之間、是窮人和社會之間最後的聯繫，如果沒有孩子，貧窮的父母將被這個社會完完全全地捨棄。
譯註：《手稿與談話：給志願者，1960-1967》第一冊（Ecrits et Paroles : aux volontaires I），若瑟‧赫忍斯基，聖保祿出版社與第四世界出版社共同出版，1992年初版。

讓窮人被瞭解

(Faire connaître les pauvres.)
作者：若瑟‧赫忍斯基
摘譯自《手稿與談話》* （p309-p315)
在我們一起建構的歷史中，我們看到許多幫助窮人的努力都失敗了。我們這些極力想向別人學習的人，曾經到處尋找一些行動的典範，我們想知道別人是怎麼做的，以便效法他們，進而獲致成功。我們曾經拜訪過英國、丹麥、荷蘭、德國及法國的許多省份，到處都有人關心赤貧的家庭，我這裡所指的是那些生活在違建區、貧民窟和緊急收容所內的家庭。我們看到各處的努力都遭到很大的挫敗。
在德國，我們遇到的朋友們看起來非常有自信，在滔滔不絕的談話中表現出很樂觀的樣子。但是，當我們靠近去看，並試著深談時，我們發現他們的行動所結的果實非常有限。在一個接待了二千人的收容所，我們只找到一個小小的育樂中心，中心只有一兩個工作人員。而且他們的服務計畫常因為受到官方補助的關係，不得不對外聲明：一切都運作得非常順利。然而，當我們和他們談得更深，並且成為朋友之後，他們會坦承內心深處的失望和沮喪：「我們付出很多，但是我們所做的卻常常付諸流水，毫無用處！」當我們進一步地問：「為什麼你們所做的一切會毫無用處呢？」這些朋友往往無法回答。
在英國，我們也碰到類似的情況，我們拜訪過一些關懷貧窮家庭的個案工作者，他們告訴我們：有些家庭他們已經追蹤服務了十多年，但是這些家庭一點改變也沒有，不只是內在生活沒有改變，連他們的鄰里的關係也沒有改變。在伴隨這些社會工作者做拜訪時，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貧困家庭的鄰居在我們面前對社工員說：「拜託你們把這些煩人的家庭安排到別的地方去吧！否則就請你們幫幫忙，想辦法讓他們像樣些。」這些個案工作者也感到沮喪，並失去繼續往前走的力氣。我們四處拜訪的結果是：大部分時間我們和受訪者一起感到失望。
總之，似乎所有的努力都得到相同的結論：這些受助的家庭一點都沒改變，即使有改變，也不是社會工作者所希望的那種改變。
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及挫敗感，不只發生在那些那些為窮人工作的人們身上，窮人本身也感受到了。當我們接近窮人時，窮人能感受到我們的不自在。在面對諾瓦集貧民窟的家庭時，偶而我們也體驗到這種不自在及遲疑，也許這些感受和社會工作者所領受的不盡相同，但是，和這些家庭相處時，我們的態度真的和平常不一樣。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待這些家庭的樣子和我們對待其他人的樣子並非一個樣。窮人感受到這個不自在。這些感受表明了我們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我們的生命經驗太不相同，他們感受到我們去親近他們的動機和我們去親近其他人的動機不一樣，他們感受到那裡面有一點同情憐憫、一點人道精神，還有一點宗教家的愛。但是，當一個老闆會見一個工人時，他並不是基於同情或人道精神而接見他，他會見他只是因為他需要一個夥伴在他的工廠工作；好使一方得以藉此謀生，另一方從中獲取利潤。我再舉一個例子，同樣是諾瓦集市區的居民，但是，當市長談論貧民窟的家庭時，他講話的方式與口氣就不同於他談論其他市民的樣子。在一些辦公大樓和社會服務處也是這樣，窮人到處被人用另一種眼光看待。
總之，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困難，一個相互往來，認識彼此的困難，而且造成困難的原因並不單純。窮人和那些願意接近他們的人之間有一道鴻溝，他們彼此缺乏了解，他們不認識對方，他們互為陌生人。這不是語言或用字遣詞的問題，這個陌生感來自對他人生命經驗的無知。在助人者和受助者之間存在的不理解就如同一粒石子無知於溪谷裡的水聲一樣，石子雖然每天感受到水的輕撫，卻無知於河水悠悠哼唱的曲調。同樣地，在窮人和那些助人者之間也存在著一個深刻的無知，他們互不了解對方。然而，這份無知卻沒有機會打破，因為我們常自以為是，以為自己全都知道，我們似乎有一種自我防衛的態度，我們總是聲稱我們知之甚詳，而且我們所知道的多是對貧窮家庭的負面看法。這樣一來，就能合理化的解釋為什麼我們總是無法成功，而不必去檢討自己。
我想到一個先生，當我想跟他談貧窮家庭時，他總是搶著先說：「這些人，我知道，我曾經去過殖民地，見過貧民窟．．．」社會工作者也這樣跟我們說：「這些我全都知道。」一個教區的神父也有同樣的問題：「我在這裡已經四十年了，這些人心裡想什麼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然後他開始列舉他對他們的認識：他們就是懶惰、遊手好閒、愛撒謊．．．社會工作者的描述也差不多：他們是一些利用社會福利的人。
每一次我們建議人們去接近窮人，試著去認識他們，大部分的人總是說他們已經認識、知道了。但，事實上，這往往意味著我們根本不認識他們。因為如果我們真心想認識他們，我們應該有一個完全相反的態度。我們的自以為是只會讓我們的無知持續下去。
在每一個地方，我們都遇到這個普遍的現象，對窮人的不了解。所以有時候我想，我們在諾瓦集貧民窟最重要的使命是帶給這個社會一個真實的認識，為了讓圍繞在窮人周圍的人能夠超越挫敗和不自在的感覺，並重新建立真正的相遇和溝通。我們的團體唯一的工作將是為這個社會獻上一個真實的認識，給那些願意真正愛窮人，願意協助窮人從赤貧中得到解放的人真實的認識。
我門只是要試著讓窮人被了解，為了停止人們在面對赤貧時所感受到的挫敗和不自在，希望有一天，人們能夠成功地和窮人真正的相遇。
譯註：《手稿與談話：給志願者，1960-1967》第一冊（Ecrits et Paroles : aux volontaires I），若瑟‧赫忍斯基著，聖保祿出版社與第四世界出版社共同出版，1992年初版。

在暴力循環中長大的小男孩

追溯童年最遙遠的記憶，我仍記得醫院的長型大廳，還有母親在照護我們的護士修女背後大叫，我當時患了佝僂病，為了矯正我那雙腿而住院。
那天我告訴媽媽，醫院的修女不肯將上個禮拜天她帶給我的包裹拿給我，媽媽知道後非常憤怒，因為她當時一定費了好多力氣，才為我買了這些糖果，媽媽當場把我從那些修女們的手中拉走，二話不說就帶我回家。
這就是為什麼我至今仍是弓形腿的原因。年少時，我必須不斷忍受這個殘缺帶來的嘲笑和愚弄，也常因輕微的跛腳而感到丟臉，特別是在青少年時期。 也因此，在我的記憶中，與他人的第一次接觸，就是不義與傷害，而這傷害肯定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印痕。很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經驗，讓我無法忍受今日在違建區、貧民窟和緊急收容中心裡，那些流著鼻涕的臉龐、那些用鐵器固定的雙腳，還有那些年紀輕輕就已傷痕累累的身體。
我的母親在修女背後喊叫，這並不讓我驚訝，我早已習慣了這些吼叫。在家裡，爸爸不時破口大罵，他常常打我大哥。讓我母親感到痛心的是，大哥總是用頭顱來抵擋爸爸的拳腳。他也常辱罵媽媽，我們一直生活在恐懼中。
很久以後，一直到我成年，一直到我分享了其他像他一樣的男人的生命，遇到其他處境與我相同的家庭時，我才理解到，我的父親是個受傷受辱的男人，他一生挫敗連連，所以受苦不已：他因為無法供給妻兒安全與幸福而感到羞愧。
赤貧的惡就在這裡，一個男人在面對這樣的羞辱時，不能沒有回應。而貧窮的男人，今日一如昨日，都是以暴力的方式來回應。
當時，對我這個小男孩來說，那種環境將我導入一種可怕的暴力循環中，暴力是回應每天遇到的各種障礙和困境的方法。而在我還沒意識到之前，一如我父親，暴力已成為我洗刷羞辱的慣用手法，而赤貧帶給我們的羞辱多如牛毛。
即使過了這麼多年，至今仍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我的父母終日談錢，他們沒有錢，但卻不停為了錢爭吵。當家裡有一點錢時，他們又為了花用的方式起爭執。
不久之後，當父親離開我們，孤單的母親竟日與我們談的還是錢。每當她談到那些我們有機會交往的人時，她總是說：「他們很有錢。」堂區的那些神父，在她眼中是有錢人，甚至連街角那個小雜貨店老闆，在她眼中也是有錢人。不是因為母親心懷嫉妒，而是因為當一個人處於饑餓與缺乏時，只能寄望那些有能力填補匱乏的人。這種情況一直沒變，在我們所處的大城市邊緣的灰色地帶，所有的利益、爭吵和交易，最後總會回歸到錢的問題上。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就已投入這片為糊口而奮鬥的戰場。當時我才四歲，就得帶著家裡那頭山羊去低地吃草。那頭羊養活我們：我剛出生的妹妹和我們其他幾個小孩。在帶羊去吃草的路上，我總會經過善牧（Le Bon-Pasteur）修女會會院的大門前，有一位修女偶爾會和我說幾句話。有一天，她問我願不願意擔任每天晨間彌撒的輔祭。那天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受僱，對我而言，那真是一種僱傭關係，因為每天彌撒結束，我都可以得到一大碗咖啡牛奶、麵包和果醬，在節慶的時候，還會塗上奶油。另外，修女每個星期還會給我兩法郎的報酬，就是這兩法郎讓我做了決定。
就這樣，在五歲之前，我已經開始負擔家計。有將近十一年的時間，媽媽每天早上得叫醒我，好讓我趕赴七點的晨間彌撒。至少需要十分鐘，我才能跑到修院牆垣後面的小教堂。冬天總是很冷，漆黑的清晨也讓我感到害怕，但不論刮風下雨，為了讓媽媽每天都能收到四十分錢，即使睡眼惺忪、蜷著身體，有時甚至憤怒咆哮，我都得沿著聖雅各路，然後經過牧場附近那條偏僻又可怕的波爾特路，才能抵達修女們的修院擔任彌撒輔祭。我想，不能說我從未缺席過，但我整個童年的回憶幾乎都圍繞著這件事。
我們的飢餓一定令媽媽痛徹心非，她才會忍心將小小年紀的我，日復一日地推送到這條路上。我也一定感受到她的慌亂與不安，才會接受這項差事，而沒有變得乖戾，也沒有詛咒上天。
不久之後，我連中午也得往返這條路。因為我們當時是社區裡最貧窮的人家，所以每天中午一放學，我就會趕快再跑到修院，用飯盒或罐頭盛裝修女們吃剩的飯菜。乾豌豆、小扁豆、馬鈴薯，有時候會有幾塊肉，這就是善牧修女們給我的食物，不能忘記還有那一大塊麵包，那是我們一家人最主要的食物。
就這樣，為了讓家人免於飢餓，我青少年時期的每一天都被善牧修女們的生活、祈禱和食物所牽引著。
今天，每當我看到那些在垃圾堆裡撿破爛，或是跟在父親推車後面，正要上路去清理別人家地窖或閣樓的小孩時，我常常會想起自己的童年。他們穿越大街小巷，收集破銅爛鐵，而我則是去當輔祭，在修院門口等待食物。今日一如昨日，貧窮的孩子沒有童年，他們的雙腳才剛會站立，就必須開始分擔責任。
當然，就像今日所有的窮孩子一樣，我也曾玩耍嘻笑。當然我也有自己的秘密基地，有自己的冒險路線，還會和玩伴們一起想像在昂熱這個舊社區裡的一些迷宮走法。但是除此之外，還有這條每天不得不走的修院之路，這條童年的自卑之路，他們完全抹去我記憶中那些值得欣慰的回憶。
自卑之路不僅一條，卻都和每天糾纏不清的食物需求有關。我眼前浮現自己還是小男孩時的身影，我將那瓶胡桃油帶回去給雜貨店的老闆，之前我花了五Õ 3;分錢請他裝滿。如果油沒有滿到瓶口，媽媽就會要我回去老闆那裡，要求再多添幾滴。這就是窮人為了填飽肚子所做的奮鬥，一場永無止盡且充滿羞辱的奮鬥。
後來，換成必須把太硬的馬肉拿回去給肉舖老闆，因為我七歲時又找到另一份工作：幫肉舖老闆娘瑪莉‧露意絲跑腿購物，而她則每天給我價值兩法郎的馬肉做為酬勞。媽媽要求這塊肉必須新鮮、柔嫩，所以當我帶回家的肉太老太硬時，她會毫不遲疑地要我折回肉舖，去替家裡爭取品質最好的馬肉。
為了洗刷深沉的自卑，我們是強悍的，我總是不自覺地以拳腳來減輕負擔家計的重擔。還記得六歲時，我就曾在矮樹叢裡以拳腳壓倒過一個小對手。
當媽媽到幼稚園去找修女，問她我可不可以上小學時，修女回答道：「當然，帶他去上小學吧！這裡沒有一個小朋友沒被他打過的。」
就這樣，打從幼兒時期開始，金錢的匱乏、自卑與暴力早已連結在一起。
我不記得放學回家時看過母親的笑臉。她被父親遺棄在法國，含辛茹苦，獨自扶養四個孩子。而父親卻一直音信全無，尤其是他該寄回家的錢遲遲沒有下落，家裡卻有瓦斯費要付、冬天的煤炭要買、廚房的鍋子該換…
家裡一年到頭都很冷，我們住的是以前的打鐵鋪，到處都是穿堂風。風從門縫下方、從牆板的空隙鑽進來，其中的一面牆板是由包裝紙糊在木箱上做成的，當牆紙破裂時，風就猛烈地抽打在我們身上。
家裡之所以冷，也因為我們的公寓每一戶人家的煙囪通風管都相通，這個通風管經常堵塞，每次我們家生火時，樓上那個裁縫師的女兒德蕾莎，就會怒氣沖沖地下來罵我媽媽，因為他們家會因此而煙霧瀰漫。為了不招惹是非，媽媽只好把火爐裡那些我們從瓦斯工廠的廢料堆裡找到的煤炭拿出來。那些我們辛辛苦苦撿來的煤炭，不但沒有幫我們抵擋屋裡的寒氣，反而讓我們感到更加寒冷。
如何解釋我母親這種消極的態度呢？今天，我在各地遇到的許多貧窮母親身上，也發現同樣的態度。她擔心與鄰居交惡，這憂慮可能來自於疲憊，但更可能是因為恐懼。母親自知身為移民需要更加謹慎，她一直害怕別人會將她遣返回她的祖國西班牙，怕警察會以莫須有的理由將我們抓走，一如那些緊急收容營區裡的母親們，總是害怕有人會來傷害他們。
那個裁縫師的女兒德蕾莎，常因生火的事來找母親的麻煩，有一天，我忍不住拿起火鉗對著她揮舞吼叫，那時我還很小。我已經忘記當時在憤怒中對她說了什麼，但從那次之後，我們家那可憐的爐火得以在殘破的爐灶上繼續燃燒，為了修補爐灶，我們得不斷地到附近的牧場去撿拾黏土。
我母親經常向旁人抱怨一切讓她苦惱的事，抱怨我給她添的煩惱，抱怨我落後的成績，還有我尿床的事。這又是我背負的另一項恥辱，因為整個社區的人都知道這些事。窮人不會遮掩他們的傷口，他們沒有多餘的力氣去掩飾那些令他們精疲力竭的困境。 不過，我能夠順利參加小學畢業資格考，全都得歸功於我的母親。在這所獨立招生的天主教學校，我們是少數幾位沒有支付學費的學生，我們一直都是班上成績最差的孩子。也因此，在畢業考時，校長不願冒險幫我報名，之前他也沒替我大哥報名，那時母親並沒有任何怨言。但是輪到我時，她不再甘心屈服，她知道我不笨，她知道我身上背負太多責任、太多痛苦，也遭受太多不公正的對待。慈善救濟一直是以施捨的態度送到我們身上，它從不被視為我們應有的權利。也因此，不義成了我們的家常便飯，母親不願意在我身上多加一樁。是她幫我報名畢業考的。
直到今天，我才體會到母親為了保護她的孩子們飽嚐憤慨，需要多少勇氣面對。當堂區善會的女施主計劃將我送到歐特耶（Auteuil）的孤兒院去時，母親再一次頑強地保護我，她緊靠著牆，將我藏在她身後，不讓我被帶走。這計畫表面上看起來是合情合理的，但對於出身貧窮的兒童及他們的母親而言，讓自己的小孩脫離家庭被別人撫養是多麼大的羞辱。
我清楚地見識到母親這次爆發的尊嚴，她拒絕了女施主的好意，她寧願放棄堂區善會的救濟。
事實上，我們早已脫離了其他人的生活圈，我們太窮了，是被社區摒棄在外的一群，其他人和我們接觸不是基於友誼，而是出自救濟。
我們不是社區裡唯一的窮人，我還記得那個經常醉倒的母親和她的私生子。傍晚回到家時，他經常發現自己的母親醉倒在廚房，他會把她拖到床上，幫她蓋好被子。有時他會到我們家來，母親會讓他與我們同坐，和我們一起分享麵包和熱湯。
還有那個被稱為巫婆的老太太，她不肯讓狗兒在她的窗前停留。我們這些孩子卻總是把她家的牆面當成撒尿處，她常為此痛罵我們。其實我們很喜歡她，所以才會故意逗弄她，我們就不會故意去惹火屠夫黑帝，或是木匠西斯；他們是社區的頭頭，不屬於我們這個世界。
有一天，人們發現巫婆餓死在自己的破屋裡面，長達十五天的時間，都沒人詢問她出了什麼事。那天傍晚，母親哭了，因為這事也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她說：「誰會在乎我們呢？有一天我死了也不會有人關心。」
我是否從母親那裡學會奮鬥？不是為了洗刷自己所受的屈辱，而是為了讓一群被排斥的子民獲得自由。
有一天，一個名叫西賽（Siché）的男孩，一個學校裡身材最壯碩的學生之一，他在狂怒中痛打一個遠比他瘦弱的小朋友，他把他ű 4;到廁所的牆角，對他拳打腳踢。當時我到底怎麼了？我見狀立刻向前撲去，換成我對他拳打腳踢，我甚至猛抓他的臉，直到老師趕過來，用力把我從他身上扳開。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那個瘦弱的小男孩和我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要為他打架？然而，深植在我記憶中的卻不是我所受的懲罰，而是他。當時我被學校退學，但打架之後發生什麼事，我幾乎都記不得了。留在我腦海中的，是這個弱小的男孩，被一個比他強壯好幾倍的西賽欺負。對我來說，那是個轉捩點，是一場奮鬥的起點，在這場奮鬥中，我可能會失敗，但固執如我，會一輩子堅守到底。
但是，要成為被排斥者的鬥士並不容易，因為我們之所以要成為鬥士，不是為了分散四處的個體，不是為了這邊一個酗酒的母親，那邊一個被視為巫婆的老太太，或是一個弱小的孩子。我必須在人群中認識他們，必須體認到自己屬於這群子民，必須在成年後，在我們城市周圍垃圾場周邊的社區那些男孩身上認出自己，從那些沒有工作的年輕人憤怒的哭泣中認出自己。他們繼續生活在我童年的赤貧中，他們告訴我，一群衣衫襤褸的子民持續存在著。
我們有能力終結這個持續存在的赤貧，如果我們願意伸出援手，明天，赤貧將不復存在。如果我們願意幫助這些年輕人，讓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是零星散落各處的個體，而是一群子民；如果我們願意幫助他們，將他們的暴力轉換為目標清楚的奮鬥，協助他們以愛、希望和知識為後盾，如此才能終結無知、飢餓、施捨，以及被社會排斥所帶給他們的羞辱與痛苦。
這將不僅僅是政府的事，也是那些願意與被排斥者並肩同行者的事，他們願意將自己的生活與赤貧者連結在一起，有時甚至放下一切，只為分擔赤貧者的命運。
出處:《親吻窮人：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心靈工坊出版社，頁4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