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 – Ecrits
他擁抱了所有的受苦者
中法對照
若瑟神父: 「聖體聖事並不是苦難的重演,他繼續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基督受辱、傷痕累累、被釘十字架,在犧牲中,他擁抱了所有的受苦者:那些被視為一無是處、飽受輕蔑的男人、那個被遺棄在醫院病床上的臨終病人、那些因饑餓而憔悴的人、那個等待酷刑與死亡宣判的囚犯、那個被迫與父母分離的孩子、那個孤立無援正被強暴的小女孩。這一波又一波令人難以忍受的苦痛,我們想方設法,不願碰觸,基督卻邀請我們在吃他的聖體、飲他的聖血時,和他一起承擔。」
出處: 《希望的秘密》,熱妮葉佛·戴高樂 – 安東尼奧,黃山書社,頁89-90
« L’Eucharistie, ce n’est pas une reconstrution de la Passion. C’est une réalité présente. Jésus, humilié, (…) 继续阅读
在窮人的天地裡接受陶成
How do we prepare ourselves to approach the world of the poor
本篇摘要: 想要關懷窮人,必須先接受嚴格的訓練。
為此,必須懂得觀察你所接觸到的兒童。孩子日常生活中的千百種小事都値得注意,因為這些所謂的小事反映出孩子靈魂的狀態,他的家庭狀況,也可能映照孩子內在巨大的痛苦。
關注貧困區的孩子的同時,我們不得不返身觀照自己 ,自己的態度與所作所為;在發現他們適應不良的同時,我們也會發現自己的適應不良。
出處:譯自1962 年4月Joseph Wresinski在諾瓦集貧困區和志願者的會議,《手稿與談話》( Ecrits et Paroles (…) 继续阅读
窮人是否有他們自己的文化?
Do the poor have their own culture?
編按: 1965年4月,若瑟神父在對持久志願者的談話
摘要:有些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認為,貧窮所衍生的思考和生存方式創造出一種文化。這樣的文化讓窮人一代又一代困鎖在貧困的處境中。但是,談論貧窮文化的先決條件是窮人本身認同這樣的生存方式;事實上,他們不但不認同,還被這樣的生活方式所折磨。
貧窮所衍生出來的反應是普世皆然的,在印度跟在法國一樣。窮人的悲劇是,他們無法作出長久的承諾,不管是職場、社會、家庭或宗教生活,他們都無法活出自己希望展現出來的價值。窮人因為難以活出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而感到羞愧。
現在我們繼續來思考知識這件事。這次我們要從更新我們對窮人的理解開始。不是要列出一張清單,而是提出一些要點。我們在很多領域奮鬥,今天我們要談論一些知識領域上的奮鬥。我們已注意到,一個想和貧困族群一起有所作為的人,若是沒有懷著些許奮鬥的決心,就沒辦法行動,也沒辦法對這群人有什麼發現和理解。不管事情怎樣進行,我們遲早會發現到自己身處各種奮鬥之中。所以,如果我們接下來所提出的論點,與其他人的知識或思考脈絡有所抵觸,請原諒我。你必須原諒我們,且依照我們的原貌接受我們。「依照人們的原貌接受他們。」一位神父(後來成為我的主教)曾這樣說;這是他對Bossuet 的基本思想的解釋。Bossuet的基本思想是:不讓別人做自己,卻要求他成為我們希望他成為的樣子,是一大過失。我的神父說:「若瑟,你啊,就讓狗去叫吧!讓羊按牠的樣子去灑尿吧。」我當時非常年輕,我一直沒有忘記他這番話,現在輪到我來把它分享給你們。
你們會發現我們與別人的想法相抵觸,首先因為很早以前我們就面對過一些人,他們認為貧窮像一種遺傳疾病,會代代相傳、他們認為人們一但進入這個惡性循環,就沒有機會脫身。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法國人拒絕承認貧窮的存在,聲稱法國已經沒有貧窮的問題。不久以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後一次的學術討論會之前,別人甚至指控我們使用貧窮這字眼;我們被當成落伍的老兵或反動分子。從那時候起,有些人可能走往另一個極端,有點過了頭。他們說貧窮不但存在,而且由父傳到子、讓受害者陷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因此,有些人主張,生存環境塑造人們面對問題的模式、生存之道、根深蒂固的態度、幾乎自動化的反應,甚至演變成無可避免的行為,總之就是變成一種無法改變的命運。
去到印度時,我們幾乎也傾向這種論點。舉目所見先是讓我們理解到貧窮有些普世性的特徵。我們為何這麼想,Francine 能夠給你們一些例子。赤貧有一個普世的面貌,我們在印度認出許多這樣的面貌。我們看到許多的例子在在向我們顯示,印度的貧困者跟諾瓦集或La Campa貧民窟那些一無所有的人有著極相似的反應。在我一開始寫給你們的信件中曾提及這點,那時我才剛開始對這件事有稍微清楚一點的了解。我向你們提到在那裡所見與在法國及歐洲我所知道的情況,基本上大同小異;我發現根本問題相同,大家對這些問題的反應也如出一轍;我看到相同的行為反應出現在窮人身上,也看到窮人在每個地方都受到同樣的批判與指責。
我想到在我們法國,無法擁有穩定的伴侶是在面對極端貧窮時常有的反應。像印度這樣一個如此看重宗教及家庭的國度也是如此。在那裡,赤貧者非婚通居的情形跟在諾瓦集營區和其他貧困區一樣普遍。但這現象是否足以說明一種代代相傳的文化?因為那些抱持代代相傳的論點的人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家庭會把思考與生存方式由父親傳給兒子,也就讓他們的極端貧窮一再複製;簡而言之,就是窮人新甘情願,繼續活在貧窮當中。論及如此嚴重的事,應該非常謹慎。
我們能夠說它是一種文化嗎?我真的不能確定。在我看來,如果要說窮人有一種文化,那還得要窮人首肯自己的處境是有價值的。比如說,他們是否大大鼓吹沒有穩定的伴侶這件事?他們是否認定這種狀態最好、最適合他們?如果他們認同,他們應該不會對其他選擇有興趣。我不知道這麼說是否正確。就我所知,他們一點也不肯定自己這種處境。這裡的家庭並不認為非婚同居是一個理想的狀態,他們認為婚姻關係才是可靠的。待會我讓Francine給你們舉其他例子來說明這點,窮人一點也不認同自己所經歷的處境。他們並不看好這些情況;他們只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而箇中滋味與冷暖只有他們能告訴我們。
談到伴侶間的樣貌及文化,我們真正要問的是,他們怎麼樣看待未來?怎麼看待孩子、工作及穩定的收入的問題?他們怎麼看待家庭內部組織的問題?這已經不光光是社交生活的佈局,除了經濟生活的安排之外,他們怎麼看待靈修及道德生活的規劃與安排?如果你過的是婚姻生活,你就必須要考量每一個面向;這要求一定程度的穩定、持久的關係與日積月累的家庭經驗。而那些住在貧民窟、持續陷落在貧窮中的家庭,大多以非婚同居的方式過活,他們對於家庭是否有其他的想法?
從我們所認識的家庭來說,這聽來會讓人很困惑。有個男人可能多年來一直過著一種看似穩定的家庭生活,後來他可能突然離開他的家庭,彷彿這個家未曾存在過一樣。也許他會回來,或者他家人再也不會見到他。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他過著某種類型的單身生活,照一般人的說法,他是去當流浪漢了。他就&# 2312;這兩種狀態下輪轉,中間幾乎沒有過渡期。但是,事情也不盡然就是如此。這些男人似乎從一開始就處處碰壁,在他們的生命中,和另一半白頭偕老的可能性並不存在;他們的結合當然不只有性關係,他們的結合蘊含很多的覺知和情感。即使如此,他們之間的承諾似乎無法超越一定長度的時間。我們會以為這群人從來沒有意識到天長地久的意義,似乎他們從未夢想過這樣的承諾,這種結合對他們有那麼多的要求:你必須面面俱到,對工作、薪資、家庭道德與靈修生活都得有所安排。
赤貧似乎讓人產生一些牢不可破的障礙,讓人沒有任何從事長遠的規劃的憑藉。你會說,在貧民窟還是有些人一輩子都在一起.。沒錯,但,當我們靠近去看,會發現這當中不必然有著終身的承諾。他們住在一起,當然他們彼此相愛且相互依賴,不過事實上他們對彼此有種非承諾的關係;他們並沒有以這種缺乏承諾感到自豪,他們沒有任何憑藉可做長遠的規劃,可是,承諾卻是因著長時間的投入才有意義。
我們常說:這社會提出一些承諾與投身的典範,窮人也贊同,但這個社會卻沒有提供窮人足夠的資源和管道去實踐它;我們的社會連基本的物資都沒有提供。我們知道,從此窮人會以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去保護自己;他開始閃躲一般人會提出來、他自己也相信的價值。他要去避免所有別人可能質問他的問題。他以一種無所謂的態度來當防護罩。他的悲劇是,一旦他讓自己有機會停下來思考,他會感到罪惡;他將感到羞恥,因為他無法活出自己所相信的價值。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思考關於所謂貧窮代代相傳的問題,持此論點的人認為窮人的態度和行為出自一個貧窮文化。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一種見解,這個見解並不能表達我們所遇到的窮人真實的情況,他們是如何被迫承受苦難和羞辱。我拋出這個議題讓大家討論,希望你們從家庭的生命經驗中找到其他的例子,好讓我們的思想更加成熟。不要忘記我們的優先使命是讓窮人被大眾認識,如果我們想要終止加諸於窮人的輕蔑,我們就必須打破無知與誤解。人們並不熟悉窮人的真實情況,因此他們也不了解一個窮人如何在這些處境中生存及他對這處境作何感受。
翻譯: 許韞安(2011/09/27) 校正:楊淑秀
赤貧者的思想,一個導向行動與奮鬥的知識
赤貧者的思想,一個導向行動與奮鬥的知識
La pensée des plus pauvres dans une connaissance qui conduise au combat
在「貧窮與社會性排斥研究常設委員會」 的研討會引言
1980年12月3日,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堂
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
前言
學術界對貧窮的認識,一種與其他知識型態互補的知識
不同型態的知識間對話的困難
赤貧者的知識,一座秘密花園
力挺赤貧者的思想,平反它在歷史上的位子
行動團隊的知識
結語:一個有行動力的委員會
前言
歡迎並感謝大家今天早上,在12月這個活動滿檔的月份,應邀前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大會堂,同時,也要感謝在場的學者、專家,您們代表各個研究領域,這25年來,持續不斷地響應第四世界運動的號召,與我們分享憂慮與希望。
第四世界在1960年,就已成立專屬的研究機構,從那時候開始,我們的運動翻開新頁,接待各方研究人員,建立國際合作網絡。這些研究人員,先是以朋友的身分,進而與運動個別合作。1964年開始,彼此都有共識,必須建立一個團隊,以團隊的名義發言和行動,為了互相支持,以期對周遭世界有更多的影響力。
1980年12月的今天,我們以團隊和常設委員會的形式齊聚一堂,這在第四世界運動的歷史上是在自然不過的事;比較特別的或許是「常設」的概念,因為,雖然已有好一段時間,我們認同這樣的概念,但,直到1979年10月,我們才公開宣佈必需在國際上,成立一個真正持久投入的團隊,彼此加乘,在地方及國際社會上,持續發揮一個不可或缺的功能。
然而,今早,在誠摯地歡迎各位的同時,我所要談的,並非「貧窮與社會排除研究常設委員會」誕生的歷史、亦非其持久的必要性;這些,從1979年10月開始,我們已在委員會及附屬的團隊裡討論多次,我們共同思考的重點,已記錄在委員會的文件上。
我要和大家談的,更確切地說,是委員會的其中一項功能,是第四世界運動之前任何團隊所沒有的(據我所知,目前全球沒有任何機構擁有這樣的功能,我更想說這是一項義務)。特困者對自身處境擁有一門獨一無二的知識,貧窮領域的研究者應該要讓位給這門知識,為它平反,因為它在知識的領域應該擁有一個不可或缺、獨立自主的位置,它能補充他種知識型態的不足;請務必協助促成這門知識的發展。可想而知,除了上述功能,還有另一項:就是讓位給實務者的知識,亦即那群與最窮者一同生活與行動的人所擁有的知識,為他們的知識平反,裨益其發展。
這當然不是我們第一次和各位論及構成貧窮這門整體性知識的這兩個部分,而各位所擁有的,是構成這門知識的第三個部分:一個外界觀察者的知識。鑑於往後這三天的任務及之後的中長期目標,請允許我簡單地,再次釐清第四世界運動對此議題的幾個觀點。這25年來,這些觀點在貧窮者、行動者與各位交流的期間,發展成熟。
一、 學術界對貧窮的認識,一種與其他知識型態互補的知識:
從一開始,第四世界運動和這個常設委員會就不斷自問,為了有效對抗赤貧與社會排除:
赤貧者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行動團隊需什麼樣的知識?
我們所處的地方及國際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或許可以說,在我們每個人與生命拚搏的歷程中,問及「那門的知識?」時,十之八九,得到的回答多是學界的知識。每當要立法或制定政策時,我們中有許多人指望最有用的知識,會是來自大學及研究機構的那套知識。換句話說,我們對這套只有研究者、學者才能夠叩門而入的知識抱著極大的期望;然而,這套從赤貧外部觀察得來的知識卻讓身處其中的貧窮民眾感到相當陌生。
這套知識,由於它的研究方法和它的嚴謹與客觀性,加上它的“中性”,而受到相當的重視。面對種種錯綜複雜的問題,以及政治人物多以主觀方式闡釋問題,許多人轉而尋求客觀真相,希望藉此清楚導向有效的行動,因此也就更加舉揚了學界知識的特點。
在這些艱深難懂的議題上,大學被視為最可靠的諮詢對象。大學是某些人的避風港,這些人不願被某些意識形態所迷惑,更不願被誤導,不管當時這些意識形態是「佔上風」還是「居下風」。許多時候,我們自己或許也是這樣寄望於大學學府。我們或許沒錯,但也不是全對。
之所以說寄望學者專家不一定全對,並不是因為我們廣泛地發現到科學,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不中立、不客觀;也不是因為領悟到所有的科學和研究方法學都沾染了意識形態,而證明長久以來大家所寄望的不一定都對。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不過在我們看來,都還是次要的。
最要緊的是:我們到現在還沒認清、還沒有掌握到問題核心,那就是學界對於貧窮與社會排除的知識,就和其他人文領域的知識一樣,都只是片面的。大家既沒有說出來,也沒有透徹了解到:這樣的知識只能被視為一種間接、資訊型的知識,紙上談兵當然就缺乏對真相的掌握,坐而言的知識,當然難以起到動員的力量,難以讓人起而行。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曾因為他們所做的這一份或那一份研究沒有發生影響力而感到失望。或許我們不夠注意到這個事實,學術研究嚴格說來,是要去建構抽象的概念、以一個外部旁觀者的角度描繪他所看到的現實,並用通用的術語詮釋,它因此無法反映出人事物的情感與色彩,這些能夠推動人們去為別人採取行動的元素。我們也不夠注意到:貧窮與排斥的整體知識有著傳達資訊、解釋和動員的責任。學術研究應該承認自己只是整體的一部分,一個「沒有生命力」的資訊元素;要是我們沒有找到下列兩種知識元素,它將繼續是一堆沒有生命力的死知識:
貧窮者和被排斥者所擁有的活生生的知識:他們親身體驗兩種現實:一個是殘酷的生活條件,一個是炎涼世態,世界將赤貧強加在窮人身上;
行動者的知識:他們在極端貧窮和受排斥的地區,和赤貧的犧牲者一起行動。
這個社會相信學術知識至高無上,大學本身如此相信,我們也信以為真,深信為了對抗貧窮,這個世界需要的是學界的知識。而當這些研究報告消失在政治人物與行政人員的抽屜裡時,留下的是大家深沉的失望。大家可能會說這是政治因素,說什麼由於缺乏政治意願,使得最優秀的研究無法促成對窮人有利的決策。這樣的推論似是而非,或許問題並非只出在政治人物身上,而是我們的研究無法激發他們去採取行動。
我想我可以這麼說,大學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的研究之所以沒有政策上的效益,可能是因為,他們所建構的知識雖有教育意義,卻不必然具有說服力,而且,具說服力的那個補充元素不會來自學術研究本身,它只能源自貧窮者與行動者。
二、 不同型態的知識間對話的困難
不可否認,並非所有的研究人員都忽略掉這兩種知識來源:貧窮者與行動者的知識。然而,他們並沒有將這兩類知識視為自主的,而且應該以這兩種知識本身的發展為目的,由知識的主人自己來承接。研究者過快地將這些元素放進他們的研究裡,作為個人研究目的的一項資訊來源;卻沒有將其視為一個本身就該進行研究的主體,一個應該受到支持的主體,而不是一個讓研究人員開採利用的客體。或多或少,學者們會以旁觀者的身份,從外圍觀察貧窮者的生活,以及那些和貧窮人有關的行動,然後將觀察所得附屬在自己的研究之下。為了學術研究的各種目的,他們以極大的真誠,想要開發利用貧窮者和行動者的知識,卻沒有想到,在不知不覺中,他們已經扭曲了一個不屬於自己的知識。或許更嚴重的是,這些研究人員常常干擾甚至癱瘓他們的對話者的思想,這並非故意,他們甚至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這些研究人員並不承認貧窮者與行動者擁有思想,擁有一門自成一格的知識,這門知識有自己的通徑與目標。
這些對事實的不了解,有時會造成貧困者、行動者和研究者之間溝通的困難。至於與特困者溝通,我深信,即使人類學家或民族學學者以參與觀察法(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進行研究,仍無法擺脫這個利用、扭曲、癱瘓窮人思想的危險。因為這種觀察目的自外於貧窮者的生活處境;這種生活處境不是窮人自己選擇的,而且他們對此處境的定義方式永遠不會和研究人員一樣。此外,這種觀察不是一種真正的參與,因為在研究人員和被研究的對象的腦海中,並沒有共同的目標。
這裡所涉及的,並非研究方法的問題,而是生活處境問題;唯有改變身段,轉換處境,才能解決。如果維持現況,不作任何改變,這樣的參與觀察,當然不會干擾到一群有自己的思考脈絡與文化素養的人,但卻很可能干擾這群對思想、文化掌握得不是那麼好的窮人。
毫無疑問,研究者與行動者的合作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這方面的困難,也還沒有得到正確的分析。有人會說,行動團隊很難參與研究,因為他們看不到研究的益處,因為他們懷疑研究者探索的目光。也有人說行動者無能了解人文的真相,以及那些日常生活難以預測的風險。甚至有人說,合作之所以難以運行,是因為行動者的思考缺乏邏輯,他們多憑直覺和印象行事,較缺乏理性思考。
這些理由也許有些是真的,但是,在我看來並沒有深入問題的核心。最基本的問題是,行動者要對學術研究提供有價值的貢獻時,從一開始就應該被視為有思想的人,他們在面對自己擬定的目標時,有辦法持續他們自己對知識的探究。研究者不應該將他們視為單純的資訊提供者。
這一點,也讓我擔心,就算是著手分析一項行動並評估其效益的研究者也很可能走錯方向。事實上,他們經常在木已成舟之後趕到,還是充滿企圖心,想要掌握行動的全貌,即便他們對這項行動展開的背景異常陌生。行動的情境與他們曾經認識的各種情境很可能完全不同,它烙印著一種難以想像的不安全感,面對如此迥異的情境,研究者很難用上他的直觀。
除非他們自己也親身經歷、浸泡在同樣的不安全感裡,除非他們能參與行動團隊思考脈絡的發展,並採納他們思考過後所訂下的目標,否則研究者無從領會這樣的情境,無法從中抽絲剝繭、釐清狀況。
話說回來,我說這些話不是要提醒大家由於溝通發生問題,所以學術研究靠不住。我只是想指出,所有這些調查研究,不論內容多麼優質,都無法建構一個周延的整體知識。
研究者單槍匹馬,無法構成用以有效對抗極端貧窮的整體知識。在此,我要回到知識的另外兩個組成要素,他們和學術界的知識相輔相成;但是,除非它們能夠自主,並得到充分的支持與發展,否則,這兩部分的知識就難以建構。
三、赤貧者的知識,一座秘密花園
請允許我特別針對第四世界家庭的知識與思想講幾句話,他們的知識與思考不僅存在於他們的經驗層次,也包含他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包含這個世界應該如何運作,才不會排擠最窮困、最脆弱的群體,是這個世界讓這些家庭處於弱勢的處境。
不言自明,每個人都會做出思考與認識的行為。不管實際的生活提供你多少認識與思考的資源和途徑,每個人都在進行思考與認識的活動,並且努力想要瞭解事理,每個人都為了自身的目標而行動,而他的思想就根據這些目標組建起來。據此,所有的思考行為都有可能是人們為了自己的解放所採取的行為。恕我重複,第四世界運動在世界各大洲的許多赤貧地區的經歷能夠為此見證:不管一個人接收到的邏輯思考與分析方法是多麼脆弱,每個人、每個團體,都試圖踐行這個思考行為。每個人、每個團體都試圖讓自己成為一個研究者,探尋他的獨立自主,企圖認識自己,理解自己的處境,這樣一來,他才能夠遠離不安與恐懼,主導自己的命運,而非忍受它及由此衍生的焦慮。
有人認為被完全貧困化的赤貧者意志薄弱、萎靡不振,因此認定他們不用腦筋思考,認定他們安於依賴與救濟,或以為他們只是在苟延殘喘,不求上進。這樣想的人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不知道最貧窮的人有辦法發明各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一方面為了逃避救濟者施加的影響力,同時也為了捍衛自己的生存方式,他們將這個生存方式細心地隱藏在簾幕後,故意讓那些只看到外觀的人士產生錯覺。這些不知內情的人們,看不出赤貧者絞盡腦汁、拚命思考,聽不到赤貧者不停自問:「我到底是誰?」他們不停地說:「為什麼他們這樣對我?把我當成懦夫,當成狗,當成是廢物?我真的那麼沒用嗎?」而且,他們是以痛苦的思索為代價,不停地重新振作起來,從一堆莫須有的責難中,從這些外界加諸在他們身上的錯誤印象與身分中站起來,他們重複告訴自己:「不,我不是狗,我不是別人口中的笨蛋,我知道一些事情,一些他們永遠無法理解的事情。」
在那麼多的懷疑過後,在身心倍受折磨耗損之後,特困者所做的結論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他們知道一些其他人可能永遠無法理解,甚至沒辦法想像的事情。他們的知識,即使缺乏建構,卻蘊含著所有關於一個終生被迫陷入輕視與排斥的生命。這個知識包含一切,意即事件與痛苦,但也包括他們面對這些生命事件所懷抱的希望與韌性;包含他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只有他們知道,這個世界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在面對像他這樣的窮人。連世界上最傑出的研究人員都無法想像這些事情,也因此無法提出適當的假設與問題。我們已經說過,在這一點上,研究者面對一個他無法作主的知識領域,他不得其門而入。從某方面來說,他面對的是赤貧者的秘密花園,沒人進得去;除非他改變身段與生活條件,讓最貧窮的人能夠在信任關係中與之交談,否則,他無法理解窮人的語言;否則,這位來自另一世界的研究者無法獲知秘密花園的內涵,而且,他也沒有權利這麼做。
即便頂著科學之名,還是沒有任何人有權利去打擾另一個人發展解放思想的努力;他的努力或許笨拙,但頑強不屈。而且任何研究人員都不應該利用特困者尋求獨立自主的努力來成就自己,然後再度將他們引向依賴。因為,容我再次重複:把赤貧者當作資訊提供者,卻不鼓勵他們去發展自己的思想,以便真正的獨立,這是擾亂赤貧者、奴化窮人。而且透過他們自己的思想,他們幾乎是馬不停蹄地在尋找他們的歷史與身份,而且面對他們的問題,也唯有他們自己才有擁有解答的要點。這些關於他們的歷史與身份的問題,更甚於需要的問題,甚至超過權利問題;他們問自己這些問題,或許模糊不清,但他們深知,唯有透過這條路徑,他們才能得到解放與自由。
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不應該跟他們談論他們的權利,或者詢問他們的需求。但是,這樣的交流如果不是以理解他們的歷史身分為遠景,一切的努力便不會有解放的意義,因為,唯有那樣的遠景才能恢復他們的主體性,讓他們成為自身權利與需求的主導者。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情形很少發生。就比如美國宣布「對貧窮作戰」(The War on Poverty),但是整個過程中,不曾出現過任何一篇專門以窮人生命歷史為主題的研究,更看不到與這些「核心」[1]窮人攜手合作的研究。
即便在英國也是如此,大家一直認為這個國家對貧窮的持續研究有目共睹。但是在1960年代所謂福利社會榮景時期,卻沒有任何關於歷史與身份的研究,窮人在眾多研究中只能找到需求與匱乏的身份。事情演變成這樣,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研究者對窮人極大的尊敬,他們擔心窮人被標籤之後,引起他人的歧視與排擠。儘管如此,這樣做公平、明智嗎?大家是否意識到,他們的歷史身份飽藏不懈的韌性與難以衡量的尊嚴,而且,這個身份對整個社會來說蘊含一份本質的訊息。
是那些在這個運動集結的赤貧家庭教導了我們:如果只跟他們談論他們的需要,用“社會性指標”(indicateurs (…) 继续阅读
《赤貧公民,人權不可分割性的啟示者》
The very poor, living proof of the indivisibility of human rights
編按:若瑟‧赫忍斯基在「法國國立人權諮詢委員會」廣邀各方思考人權的基本價值時,提出的貢獻。本文刊登於「國立人權諮詢委員會」,巴黎,法國文獻(Documentation française),1989,頁221-237。
綱要
引言
一、無權居此塵世的一群人
二、為尊嚴奮鬥的一群人
三、人的概念,責任與權利的靈感泉源
四、重建赤貧公民的人權,人人有責
引言
今日國際的思潮、各項奮鬥,比過去更以人、其訊息、其命運為核心。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各種辯論與奮鬥中,最盛行的議題非人權莫屬,不是嗎?
然而,在聯合國頒佈「普世人權宣言」四十週年之際,人權實踐的現況並不如很多人所盼望的那樣。有很長一段時間,在西方的民主社會中,人權的實踐所遇到的瓶頸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多。事實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並沒有一些國家尊敬了這些權利,而另一些國家就比較沒有尊敬,或根本不尊敬。極端貧窮重新回到富裕國家的表層,他們曾經遺忘了它的存在,一直到今天,他們還是忘記極端貧窮對整體的基本人權是一種系統化的踐踏。也因此,每個國家都嚴正否認自己本國的人權狀況有待改善。不過,這樣的否認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大家習慣這樣操作國家與國際社會生活。
我們可以理解「法國國立人權諮詢委員會」從創建之初,就致力於審查各種情況及各類特殊法規,但不願意只停滯在哪裡。有必要徹底思考這些被宣示為不可剝奪之各項權利的立基點,因為不僅在法國,在世界各地都缺乏這樣的思考。
針對這項思考,我試圖貢獻的是:重新追溯赤貧者所教導我的,一些最本質的事物。在西歐、非洲、美洲和遠東地區,我以一個出身赤貧及神職的身份,幸運地分享了他們的生活與奮鬥。我想指出一些研究的路徑,而這一生,引領我走過的這些路徑的,正是各項權利被剝奪的族群。
這些族群讓我發現,正是那些活生生的經歷凝聚了各種文化及各大洲的赤貧者,這些經歷也指出,無論在哪裡,他們都處於各項權利之外。這些現實經歷讓他們選擇了「第四世界」這個名字,一群子民生活在其他人形塑的大千世界之外。我也會見證那些赤貧犧牲者與那些和他們並肩奮鬥的人們,對赤貧堅定的拒絕。這項拒絕,無論從哪一方面,似乎都建基於一個人的概念:亦即,為了所有人的益處,人有權承擔各項責任,並且擁有足以承擔責任的各種資源。基於「人不可分割」的概念,人擁有不可分割的責任與權利。人同時也是一個無法離群索居的個體,他屬於一個不可分割的人類整體,而且,在那個整體中,最貧窮的人應該能夠參與人類大家庭共通的使命。
不久前,米歇爾‧莫拉 (Miche Mollat)才這麼說過:「從古至今,人類所有得以實現的重大進化、變得更人性的進化,都是因為他們轉向那個時代的特困者。」 我們要補充的是,很遺憾地,每個朝代,人們總是很快就忘記他們在進化的過程中虧欠窮人的一切。今天大家特別健忘的是,他們虧欠特困者一個人的概念,人生而平等,自由,故擁有權利以平等、自由、不可替代的身分參與社會生活。
總之,這個人的概念似乎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無論他所隸屬的文化、信仰背景為何。在特困者眼裡,所有的人都被賦予同樣的使命,即:取得各種資源,以便相稱人之所以為人的榮耀,而且做出相稱的行動,以促進人權。
〈…〉繼續閱讀,請參看附件。
譯者:楊淑秀、吳新慧(2010)
施加在窮人身上的暴力
The Violence done to the poor
作者: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
編按:本文於1968年刊載在第四世界期刊上;當時巴黎和法國其他地區的貧民窟經常遭到暴力手段拆毀。
綱要
1. 冷漠與蔑視的暴力
2. 假秩序、理智、公義之名的暴力
3. 強暴的秩序釀成混亂、暴力的秩序
4. 教堂與廟宇的門總是越關越緊
5. 我們企圖征服宇宙時,卻失去了自己的同胞
6. 源自愛的“暴力”
7. 被壓迫者會成為壓迫者嗎?
1. 冷漠與蔑視的暴力
只有遭受同胞暴力重壓的人才是真正的赤貧,他們無力反抗鄙視與冷漠的猛烈攻擊。 為了遠離冷漠與鄙視,他們只能離開常人的軌道,自生自滅,被遺忘在收容所、陰暗角落及貧民窟,成了被捨棄的族群。
鄙視與冷漠的暴力造成赤貧,因為這樣的暴力無可避免地帶來排斥,使人遭受社會的否定與拒絕。赤貧者被這種暴力囚禁在惡性的連鎖反應裡,日復一日的被折磨、受摧毀。暴力讓他們淪為比無產者更底層的人民。
跟他人的共融得以照亮、保護人的一生,但赤貧者一直缺乏與他人共融的聯繫,這迫使他的聰明才智沒有發展的餘地,心靈時時處於不安、焦慮和懷疑的狀態,以致靈魂受到摧殘。
2. 假秩序、理性、公義之名的暴力
不管是赤貧者亦或富裕者,都不見得意識到重壓在赤貧世界的暴力。暴力往往隱藏在秩序、理性、甚至公義的面具背後。
我們不正是以重整道德秩序之名,擅自進入他們困窘的親密關係裡,搖撼甚或貶抑他們的關係,不停地評斷,而不是將這份愛化作他們建立家庭的跳板?
不過,儘管他們不符合我們的道德標準,這困頓的愛很可能是他們僅存的機會,讓他們得以信任並朝更完全的生命邁進。
貧民窟本該是個中途站,讓一個受苦的族群通往人道的社會住宅。但是,我們卻假社會秩序之名,將那裡變成人間煉獄,藉口說是為了避免那些家庭在那種地方落腳、安頓,這使得他們的處境更加艱難。
在倉促強制拆遷的同時,我們忘了以人為本。一個人的生活越不穩定,所擁有的越少,他就越容易因為害怕失去所有而對僅存的一點財物緊抓不放。他們無法用僅存的東西來交換他人的承諾,因為他們無法認識也難以了解這些交換條件。
我們自以為的「理性」,不也指使我們奪取赤貧者的自主性嗎?我們不是自認為比他們更清楚他們需要什麼嗎?為何要赤貧者面對他們根本無從選擇的現實?我們甚至越俎代庖,告訴他們該住哪裡。然後, 才又責怪他們不主動、沒志向,並斷言:「他們根本不想改變」。如果一個人一直沒有機會用自己的理性來運作,你要他如何擺脫困境?也因此,他們永遠無法扮演好父親的角色:對孩子負起全責,護衛他們的權利。
我們唾棄他們的所做所為、貶低他們付出的努力、剝奪他們大部份的財物,使他們落入絕境。在依循法律途徑無效後,他們轉而行竊、攻擊。這時候,我們卻以司法之名,判他們入獄。出獄時,叫他們如何繼續相信司法正義?
我們所謂的秩序、理性、司法全都反過來傷害他們,我們為赤貧者建造一個迥異的秩序,導致他們失序、違法、失去理性…
只求學校啟發他們孩子的心智,只求宗教團體視每一個人為生命共同體,只求一個公義、誠正的社會,只求科技、經濟成為共享地球資源的媒介。
赤貧者呼求一個新世界,跟你我一樣,沒有兩樣。他們掙扎奮鬥,也是為了要轉化社會結構,讓榮譽、公義、愛和真理成為這個結構的基礎,在這份基礎上,全人類,包括他們,都享有全然的權利:能夠思考、理解、能夠愛、行動和祈禱。如果赤貧者質問我們,如果他們向我們提出問題,並且迫使我們不得不自問時,並不是要我們放慢腳步,相反地,是要促使我們前進得更快、更遠,看得無限寬廣,激發我們未曾有過的雄心壯志。他們帶領著我們全面重新反思人類的走向,這讓我們暈頭轉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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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吳新慧(2009)
校正:楊淑秀
documents
施加在窮人身上的暴力
為何選擇貧窮?
Pourquoi choisir la pauvreté?
摘譯自1963年10月,第四世界創立人對持久志願者的談話
摘要
志願者選擇貧窮,有什麼道理?在西方的文明中,貧窮並不被視為一種好事,只有耶穌基督將貧窮定位為一個人理想的狀態。不過,第四世界的持久志願者來自各種不同的靈修背景,他們到底是以什麼理由聲稱自己應該處於貧窮的狀態?
所謂貧窮的狀態是:不讓弱小者處於陰暗之地,這志願選擇的貧窮讓窮人呼吸到信任的空氣。這選擇性的貧窮讓窮人的處境得到提升,並讓他們能夠以此為基礎,去面對這個世界。這樣的貧窮幫助他們從自己的處境中汲取平衡與穩定,讓他們更有力量去迎接比他們更窮困的人。
我們處於兩個世界的邊緣,一邊是窮人,一邊是我們的社會;我們是站在邊界的人。如果我們真的要讓富人走近窮人,讓窮人通過富人的世界,我們就必須同時屬於兩個世界。如果我們要窮人的社會接待富人,而富人的社會接待窮人,我們就必須同時擁有這兩個社會所持有的價值;這些價值讓這兩個世界的人都承認我們屬於他,我們是他們當中的一份子,並且,我們能替他說話。
然而,透過赤貧,我們發現了什麼重要的價值呢?當然不是赤貧本身,而是貧窮的情況賦予人的那種簡單、謙遜及對生命的理解。貧窮的情況相反於富足、高傲及權力,權力使弱小者處於陰暗之地。我們所選擇的貧窮讓生活在赤貧中的人承認我們是他們中間的一份子,也讓他們接受我們、聆聽我們、容許我們幫助他們走到另一端去。我們的貧窮成為他們信任我們的依據,因為這個貧窮是我們的真誠的記號、是志願者真實的自我表達:渴望盡可能的接近這些家庭,為了幫助他們離開赤貧。
此外,我們的貧窮有很大的重要性,因為窮人看到有人自由地選擇生活在某種窮困中,這使貧窮的情況有了正面的價值。如果他們看到我們費力地去渡這種貧困的生活,但是我們仍然自由地勉勵自己接受它,並且,一步一步地,我們的情況變得和他們相似,這樣一來,他們所處的情況就被提高了價值。因為有人自願地接受了貧窮,這就表明了貧窮既不骯髒、也不可恥。當然,貧窮繼續是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情況,但是,窮人可以相信:不論在社會、宗教或職業方面,貧窮都不是一種次等的情況。總之,貧窮不是一種低下或不道德的情況。這一點依我看來尤其重要,因為我相信如果一個人沒有接受自己的出身背景所含有的價值,他就不可能真正離開他的赤貧。我不認為單從別人身上,我們就可以找到前進的力量;我認為只有當一個人得到肯定,而且他的社會階層也被賦予價值之後,他才可能離開他的赤貧。這就是為窮人敞開大門的鑰匙,他自身的貧窮應該成為他的跳板,成為他的起跑點。
另外,當窮人所屬的階層被賦予價值之後,他將不再把富人視為比他優越的人,他將不必再視富人為阻礙他的人。如果他視自己的階層為有價值的,他將更有力量去面對周遭的環境、進入鄰里的人際網絡中,並使鄰里接受他。
說到底,我們究竟要達到什麼目標?我們希望在這個相互接近的努力中,窮人的團體能通過富人的團體,而富人能在窮人的家裡被接待,並且窮人能接待比他更窮的人。然而,為了接待別人,必須先知道自身的價值。如果我們對自己沒有正面的看法,對自己沒有信心,對他人又不了解,再加上生活的不穩定,我們怎能無私地接待別人?如果我們要窮人接待窮人,他們就必須先擁有一種穩定、平衡及完全的價值。當他們環顧自身的貧窮,而能確定它的價值被肯定之後,他們將能在自己的階層中接待別人,他們將能顧慮他們周圍其他的窮人,那些比他們跌落得更深的人。〈……〉
這就是我對貧窮這個問題的思考,我問自己:為什麼選擇貧窮是必要的?這個選擇為我們有什麼意義?有四個理由使它成為必要的。首先,如果我們不屬於窮人的世界,如果我們連他們的鄰居都算不上,我們不可能被窮人真正的接受。另外,既然我們選擇了貧窮,窮人會看出貧窮並非一個被貶損的價值,因此他們可以從中汲取離開它的力量。貧窮是必要的,因為當窮人看到他們出身的階層被提高價值後,他們將更能進入和鄰里的關係中,進而面對這個世界。最後,如果窮人本身不形成一個穩定而堅固的世界,他們將無法大方無私地接待更貧窮的人。
如果一個人不從自己出身的階層中取根,他就無法成為一個平衡穩定的人;同樣地,如果一個階層的成員不以自己的根源為傲,沒有任何一個階層會是平衡穩定的。
這就是我想交付給你們的,你們可以自由的接受或拒絕。貧窮是一種匱乏的情況,我們可以拒絕或接受;而赤貧者的悲劇是,他們是被迫承受赤貧的,他們甚至不能只選擇物質的匱乏,因為其他不人道的匱乏也如影隨形地跟著他們。
我們兩個攝影師朋友試著不要使用太多的汽油,他們選擇了某一種貧窮。因為事實上他們有辦法可以環遊世界,但他們有意勉勵自己過一個簡樸的生活,這反映出一種心靈的修養,這種修養在每天的生活中具體實踐出來。這種修行導致一種生活的原則,比方說,我們雙面使用紙張是為了避免浪費紙張。修道人家的情況好像並不常是一種完全貧窮的情況,因為我們印象中的修道人並不是被迫要經常地限制開支或使用財物。然而選擇的貧窮卻是這樣:不停地努力節制自己認為應該節制的事物。
這種貧窮讓我們陷 入一種自願承受的張力中,我們這樣告訴自己:「我原本可以擁有世間的這些財物,但是為了這個或那個理由,我決定捨棄!」有很多人來到貧民窟說:「我來關心窮人!」這些人堅持要直接進入貧窮家庭和他們接觸,然而,第一件要做的卻是勉力自己接受某種物質的匱乏。人們常想馬上做一些大事,但是,也許首先要做的只是試著去渡窮人所渡的生活。第一個允許我們和窮人接觸的方式是貧窮本身。我不說赤貧,因為赤貧是一種嚴重失去平衡的狀況,你無法模擬仿效。赤貧和貧窮不同,它不是一個正面的價值,赤貧摧毀人。〈……〉
摘譯自”Père Joseph Wresinski, Ecrits et paroles: aux volontaires I, 1960-1967″, p197-p199
最窮的人最優先
La priorité aux plus pauvres
最窮的人最優先,與他們相遇、認識,並在他們身上投注我們所有的心力,對我們來說是重中之重,是絕對的需要。他們需要一個完全以他們為核心的志願者團體,這是最重要的本質。我們不可偏離這些原則,即使在細節上也不可以。但是,似乎沒有任何組織架構或官僚體制可以確保這個優先選擇。西方社會與教會的歷史清楚地向我們指出這點,有史以來,不可勝數的機構在一開始都是為了窮人而設立的,他們中有多少個依然秉持初衷?在創立之初,他們以人為核心,至貧者讓他們一步步往前邁進,並和他們一起進步。即便一開始,這些機構都是為了窮人而構思、設立,但是後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改變伙伴,和已經不是窮人的群體同路。這個的運動不敢宣稱自己能夠做得比別人好,但是我們願意從別人的經驗中取得教訓,以確保初衷。透過持續不斷的在職進修、透過志願者每年的深根大會、透過評估與計畫的會議,持久志願者藉著這些機會齊聚一堂,在那裡,每個志願者把自己放在其他人面前,大家一起構思、發展與更新行動的準繩,以確保初衷。
摘譯自《親吻窮人》,心靈工坊出版社,頁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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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riorité aux plus pauvres, la nécessité absolue de les rencontrer, de les connaître, de fonder (…) 继续阅读
窮人,世界的良機?
編按:一九六一年,若瑟‧基赫忍斯基與萬德特*先生的一段對話。
若瑟‧赫忍斯基:「您是否相信我們為弱小者所做的,有一天必然會給所有人帶來好處?」
萬德特先生:「我相信,但,反過來卻不見得總是真的。因為富人認為他所擁有的乃是理所當然,他認為自己聰明且有權勢,他所獲得的乃出於自己的功勞;他想像分享會讓他失去權勢。他以為他的力量在於:他與眾不同。」
若瑟‧基赫忍斯基:「我想,您所說的正是葡萄園比喻所要表達的。您知道這個比喻,不是嗎?一個葡萄園主人出門僱用工人,並和他們議定好工資,有些人大清早就開始工作,其他人則分別在一天中的不同時辰來到葡萄園。付工資的時刻一到,葡萄園主人並不計算工時的長短;他給每個人一樣的工資,即他與第一批工人議定好的工資。而且還先給最後到的工人付了工錢,最後到的人領了工資並無異議。但是先到的工人來到總管面前的時候,就抗議了。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他們說:『我們在大太陽下辛勞了一整天耶!』他們認為自己應該享有特權,不應該和其他工人得到相同的對待。他們並不否定後來者應該得到基本的薪資,他們也不否定後來者的工作有其用處,但是,他們想得到優待,以顯示他們的功勞以及他們專業的價值,這樣才能維持他們與眾不同的地位。」
萬德特先生:「我懂,每一個最先被僱用的工人都同意他們與主人所講定的工資,只要那不是窮人、弱小者或最末者的工資,他們便認為那是公平的。但是,當後來者收到同樣的工資時,在他們眼中就變得不公平。」
若瑟神父:「這就是為什麼好天主那麼細心地眷顧最貧窮及最弱小的人,因為他知道他們不喜歡差異,他們準備好要分享,而且如果他們幸福,所有的人也都有機會得到幸福。」
萬德特先生:「從這個層面看,窮人是世界的良機。」
若瑟神父:「在基督耶穌內,他們是世界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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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手稿與談話》第一冊(Ecrits et paroles I) ,Saint Paul與Quart Monde聯合出版,p38-39
*萬德特先生(M. D. Wandelt)當時是德國第四世界協會的總秘書。









